田顼与麻洋社仓和义仓

文/田奇述

麻洋村位于西城镇西部，坐拥戴公岭之阳。距尤溪县城18公里，福（州）三（明）公路穿村而过。据民国版《尤溪县志》记载，宋、元、明、清，麻洋一直属于四都。1951年设立麻洋村，一直沿用至今。

麻洋原名“宝山”，麻洋村名的由来，据传与唐朝末年河南固始县为避战乱逃难至此的一对难民夫妇有关。他们带来苎麻种子和织布技术，织成的苎麻布解决了这里原住民过冬避寒之需，成为山野村民之所爱，同时苎（读zhù）麻的种植也带来丰厚经济收入。麻洋土地肥沃适合苎麻生长，山边田头皆宜种植，处处可见苎麻身影，过往行人也习惯把这片苎麻疯长的地方叫“麻”洋。麻洋成为比原名“宝山”更响亮，流传更广的地名。

麻洋村有 “社仓坪”“义仓后”，两处地名颇为奇怪。这些地名连麻洋本地村民都叫不准，有的叫“东头坪”，有的叫“耳聋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社仓和义仓是古时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社会习俗和制度，麻洋这些地名与这种制度的建立和习俗的形成有关。

中国古代以实物形式为主的社仓和义仓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悠久。麻洋社仓、义仓虽未查到具体记载，但实地也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找。1987年在庄前圆山墩山脚挖出古墓，经县博物馆与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对壁画墓进行了发掘，鉴定该墓为北宋中期，其墓主人可能是种植义田的佃户或管理者，可见麻洋社仓和义仓初始设置至少可以追述到宋朝中期。

南宋社仓和义仓制度有了大发展。孝宗乾道四年，即1167年春夏之交，福建闽北地区发大水，这时朱熹奉祠闲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宋乾道七年，即1171年朱熹上书呈奏朝廷，建议设立民间储粮社仓制，以备灾荒扶贫济困，普救民间苍生之苦。淳熙八年，即1181年十二月甲子，朝廷采纳朱熹建议，在各地陆续开始推广。在朱熹其带动下，建阳、尤溪等闽北各县相继建立社仓，社仓之举可谓盛极。社仓贮粮以有偿借贷的形式旨在缓解农民青黄不接的困难。社仓以官方税收缴纳谷子充作仓粮；义仓贮粮以民间义士，乡绅自愿捐助为主。这两种贮粮方式各有弊端：社仓贮粮虽为官税，实则大多通过摊派给农民负担。义仓贮粮则以士绅自愿捐助为主，但与社会风气有关，更与现任为官的作为相连。如果没有清廉公正、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自愿捐助就不能自行发挥作用。社仓和义仓体现了社会救济领域，民间与政府的合力协作。

麻洋社仓与义仓贮粮方式比较特别，是以田租收入为主。据1984年麻洋村部聘请严连三（退休干部）编写的《麻洋村史》考证，麻洋社田和义田的最早来源，据传与一群义士僧有关。这群义士僧在麻洋伐木垦田，所有田产收入，灾年用于赈济，平年用以扶贫。这可能是社会救济的最初形式之一。但后来不知何故，他们并没有在麻洋立足，却远走他乡。只留下一位义士僧管理农田，由于耕种这些田，田租低，灾年的救济又“近水楼台”，来租种的佃户渐多。1987年在庄前圆山墩山脚挖出古墓壁画的艺术，被誉为“福建之最，南方少有”，可见这里人们的生活已相当富裕。后来留下的那个义士僧去世了，人们在水尾选择双龙下潭，蛤蟆听鼓，双合吉地建了庙，庙里供奉了为他打造的一尊石头像。麻洋村洋面田有“六大坂”之说，即，上坪坂（庄氏群居地），油洋坂（严氏群居地），土堡坂（黄氏群居地），樟前坂（田氏群居地），尾洋坂（罗氏群居地）及对面洋（林氏群居地），下洋坂（多姓杂居地），六大坂洋是社田和义田主要区域。义仓建在樟前坂，社仓建在尾洋坂，仓房虽已废，但地基还在。后来由义士僧开垦的田亩因无人管理，便被收归社仓和义仓田产。从此麻洋社仓和义仓形成以义田和社田的田产为贮粮来源的特征。

麻洋社田和义田在明朝有了大开发。麻洋有两大丘农田非常特别，据传与田顼有关。归隐尤溪县城升平坊的田顼，接受尤溪知县李文兖（读yǎn）之请，巡检社仓和义仓。到了麻洋一看，仓库鼠患横行，谷物糟蹋不忍赌，他决定烧“3把火”：

第1把“火”：建粮仓，扩垦社仓、义仓农田。麻洋社仓、义仓全是用厚1尺，凹凸槽2寸的松柏板制成仓库，这样的仓库老鼠不容易咬穿，谷子不易腐烂变质。现在麻洋的一些老房子里，依然可以见到这样的仓库。樟前坂的那丘田，开垦为农田之前，是一片大松树林。后因建仓库被砍伐了松树，地开垦成农田，那丘田大家习惯叫松柏林大丘田；尾洋坂的那丘田，因开成农田之前，那里杉木特大，棵棵杉木都可以做棺材用，杉木砍伐后地也开垦成农田，那丘田被大家叫棺材大丘。而这两丘大田面积超过十亩，增加了社田和义田面积。如果把义僧开垦的无人管理田亩收归社仓和义仓田产，是无意之举；那么明朝开垦的两丘大田则是有意为之。麻洋开垦义田和社田，以义田、社田收入之粮充作储粮的创举，丰富了社仓、义仓贮粮来源渠道。

第2把“火”：开水渠，禁止占用社仓、义仓农田。其一，制定了“禁止占用社仓和义仓农田作他用公约”。公约规定“社田和义田耕种佃户的房子都盖在社田和义田旁的山边”，”道路都绕着田的山边走”。其二，松柏林大丘和棺材大丘 这两块地因地势较高，特地开两条水渠。从义仓后建一水坝抬升水位引出的水渠，叫“义圳”，从后坑溪引出的水渠叫“社渠”，有了这两条渠圳，社田和义田旱涝保收。据传水渠竣工典礼日，社仓管理官魏志鸣备下纸笔，要田顼题写“渠名”。 魏志鸣是个马屁精，田顼打算戏弄他一下。田顼写好“渠名”后，只露出一个“田”字，要魏志鸣猜他题写的“渠名”是什么。魏志鸣得意的说“高，实在高。一个题名垂千古。您题的是田公渠，对吗？”田顼展开题字却是“义田圳”和“社田渠”。魏志鸣转夸田顼字美后，便问“这义田圳和社田渠碑，立在哪里好呢？”田顼笑着拍拍魏志鸣的肩膀便把写的题字撕了，然后说道“别在糟蹋钱建什么碑了，在百姓心里立个心碑吧。” 魏志鸣附和道“心碑胜过口碑，口碑胜过石碑。高，实在高。”结果百姓叫“义圳”和“社渠”传至今日。

第3把“火”：退盗匪，保证社仓、义仓安全。旧时盗匪猖獗，管理者便组织社田和义田耕种佃户夜间轮流值守。这里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麻洋水尾有锅潭瀑布、风车斗瀑布、龙潭瀑布，路小湿滑，树木阴森，从这里经过的人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于是田顼叫管理者在路边树杈悬挂超出常人能穿的大草鞋，使盗匪误以为村里人强悍，用这样方法震慑盗匪不敢轻易去盗粮。

社仓、义仓管理，依靠乡官、士人主持。儒官崇尚理学，大多数人有忧君忧民思想；士大夫以“道德仁义”标榜，重视“义行”名声，且在地方有一定威望，有一定组织号召力，为乡民所畏服；同时，他们与地方官府有一定联系，办事方便等。但实际看，社仓官方介入多，效果差；义仓则由官督民办，相对管理较好。麻洋社仓和义仓管理以官派为主，世袭较多。魏、庄、吴三姓是麻洋人所知道几任义仓和社仓的管理者。据传，庄家曾是堪舆大师，因为解决了尤溪县衙风水问题，被派往麻洋管理义田。管理者待遇如何？从定居麻洋庄、魏两任看，其房子比当地村民的房子要好的多。最后一任义仓和社仓的管理者，是梅仙镇东头村人，姓吴，叫吴某孝，居住在社仓坪，所以社仓坪，也叫东头坪。

麻洋社田和义田之谷在民国被征作军粮。卢兴邦陆军暂编第二师大本营在尤溪，养兵要吃粮，童谣“山连的芋子麻洋的米，秀溪的甘蔗运双鲤。”描述了征军粮的实况。为此，卢兴邦陆军暂编第二师在北宅设收租院，开设墟场；在音头设银库，建兵工厂。铺设了从“音头——麻洋——北宅——坑底——白泉——中心——双鲤”的石路，以方便运送军粮等生活物质。民国时期麻洋社仓和义仓的社会救济功能已失去，沦落为军需供应生产地。北宅收租院设有牢房，麻洋有个地方叫杀人坪，征军粮也充满了血腥。

解放后,社仓田地房屋收归公产，社仓、义仓结束了历史使命。

总之，社仓和义仓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中曾起过救灾扶贫，保护生产力，进行再生产的作用。它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而且改变了受灾民众单纯依靠国家拨粮救济的思想，有效地培养了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资料来源：《麻洋村史》严连三编写）

供稿：田奇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