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七”应为“九”。佑恭祖于九月初九病故。下文中“九月之忌辰”一句可以应证。

②：“瑩”，应为“茔”。原文错，中保先生书中已更正。

③：“吾引辞难乎”应为“敢”。原文错。

④：“斡”，不通。《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幹”。究竟用何字为妥，尚可探讨。

⑤：“充思州边面巡检”。“面”，应为“西”。

⑥：“公化郡⑥未宁”。“郡”，《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为“鄢”。

⑦：“王阙”，应为“王闢”。 中保先生后文已改为“王辟”。

⑧：“覃恩迁中亮大夫”，应为“覃恩迁中允大夫”。

⑨：“迁正侍大夫”，应为“迁侍中大夫”。

⑩：“以保蜀劳绩”。《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为“以保蜀劳勋”。“绩”，似应为“勋”较妥。

⑾：“及疾”。《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为“当疾”。似应为“当疾”较妥。

⑿：“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以备瞻仰”。《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乃立庙于水东。”是“立庙”，还是“为祠堂”？据常识即可知。“于水东”，已讲清了位置。“于水东梵宇”,似多出“梵宇”二字。使人莫名其妙。

⒀：“昭应”，《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感应”。

⒁：“谐公祠前稽颡奏献”。“谐”字不通，为错字。《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诣祠奠祭”。

⒂：“夷栅种族或相仇杀”。何为“夷栅种族”？《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夷獠种类或相仇杀。”

⒃：“其威赡夷狄如此，呜呼！”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后附文为“其威风服乎夷狄，虽死犹生。呜呼！”

⒄：“神民与通”，“民”，应为“明”。原文错。

⒅：“悦犹公逢”，“悦”，应为“恍”。原文错。

⒆：“风静如封”，原文为“风静四封”。

⒇：“监此诗铭”，应为“鉴此诗铭”。原文错。

（21）“可谓安边之良将也”。原文为“可谓神武过千人，安邦之良将也”。“边”，原文为“邦”。

《明嘉靖思南府志》关于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是否于观撰《墓志铭》原文。

在上文中加下划线，文后加注﹡的五处地方，是与《黔南田氏族谱》所载《佑恭祖墓志铭》相比较多出的文字或不一致的文字。那么，这些文字所记载之内容，是否可信呢？

——“观念公之勋业众所著见……赠武略郎。”一段。

 从所记述的内容看，编者的本意是概述田氏源流。不但其内容与《墓志铭》的体例不合，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关于体例，维友宗亲已指出，本文不再赘述。）关于是否有“定基”一人，在这一段中，原文为“始祖克昌……，祖考士儒，言动公正，表仪超(边)俗。考定基，勇而有谋，授义军兵马使。熙宁间，被命（平）广沅之乱。元丰初，讨泸南叛寇，奏公之文有曰：“思之义兵，聚如云；散如鸦，用偏架之弩，射无不中，中无不死。”上曰。“兵无以加也。”累功，加都指挥使，赠武略郎” 。

而《黔南田氏族谱 谱牒源图》明确记载：“第十三世  士儒  允公之子，字崇古。为人仪表超群，勇谋兼备。授义军兵马使。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公元1072年）正月，命定庆元之乱，加都指挥使。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秋八月，讨平卢寇，赠武略郎加封义勇武将军。公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丙辰（公元1016年）。卒于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公元1098年）。享寿八十三岁。卒葬阳山之墟。妣氏邓 享寿八十岁。卒葬阳山之墟。子二：佑恭、佑祥。”

  两文相较，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前者多出“考定基”三字。两文中记述的业绩基本吻合，只不过编者把士儒的业绩张冠李戴与“定基”。这就是中保先生将佑恭定为“十五世”的唯一史料！在“少师公家谱原序”中，有“自隋唐迄我炎宋，其间，孝子顺孙，忠臣良将，炳蔚列朝青史者，夫固皆班班可考矣。”之句。既然已是“班班可考”，因此，从宗显至佑恭的历代世系，绝无疑问。其实，“定基”一名，不仅族谱中了无记载，而且也无任何其它史料佐证，生平卒葬均无，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杜撰。

  再者，以田宗显为入黔始祖，方有田佑恭为十四世之论。那么，又何来“始祖克昌”？中保先生既已认为他所持依据为历史真实，怎么又不采信“始祖克昌”一说呢？可以看出，要么是“始祖克昌”一说为谬，要么是中保先生是以自己的观点划线，随意取舍。二者必居其一。

——“初，公之生，明满于室。……，勉之哉！”一段。

前面记述了一个传说，后面记述的是田佑恭的一些具体经历。不仅写作体例与墓志铭不合，行文风格也与前一段关于生平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显然不是《墓志铭》的原文。

——“‘……惟忠惟孝，惟仁惟义，惟惠惟养。谨守边方，安集居民，匪懈匪怠，勿违！吾其阴相尔也’。子孙潸然奉教训，公乃瞑目，享年八十。公娶邓氏，累封恭人，赠溱国夫人。子五人，孙十二人，曾孙十三人。”一段。

佑恭祖的临终训诫，与《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相比较多出18字。其妻室及其诰封和子嗣的记载与《黔南田氏族谱》的记载也相去甚远。《黔南田氏族谱》清楚载明，邓氏诰封思国夫人，子一：汝霖。早卒。杨氏诰封和国夫人，子四：汝端、汝弼、汝庆、汝泽。其孙辈，仅汝端、汝弼两房即有14人。《明嘉靖思南府志》关于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是否可信，据此可知。

——“初，公之未亡也，夷栅种族或相仇杀，其寨首领谕以祸福，凌以军旅，终莫能折服其心。惟示公之文押，则皆惊曰：“吾父知也。”一段。

这一段文辞不通，前后矛盾，不值一驳。

——“踵冠三少,剖符腰金,治郡国域,禄厚爵穹”一段。

《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为“剖符郡国，禄厚爵穹”。前者用韵与整篇铭文韵律不符。不仅韵律不同，而且“剖符腰金,治郡国域”8字,亦令人费解。后者用韵，句式与整篇铭文一致。孰是孰非？

以上所述的二十一处文字和五段比《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多出的文字，肯定不是于观老先生手笔。至于出于何人之手，尚需考证。本人不敢妄论。

《明嘉靖思南府志》关于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记述：“以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七月九日薨。越十有七日，诸孤奉丧事葬公于……。时观备员黔贰，……。未几，……属观求状。”、“子五人，孙十二人，曾孙十三人。以绍兴二十四年（1154）冬葬公于归义乡祖茔之侧。”、“ 九月之忌辰”、“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月吉日于观  撰”。

第一，前文写“秋七月九日薨”，后文又说“ 九月之忌辰”， 岂不自相矛盾？

第二，田佑恭病故于1154年秋九月九日，“越十有七日”下葬。“未几，……属观求状”。为何于观的“墓志铭”竟然写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月吉日”，即两年以后。岂不自相矛盾？按古代习俗，墓志铭应刻石随葬于墓中。佑恭已于“越十有七日”下葬，为何其墓志铭竟然在两年后才写成？

第三，《黔南田氏族谱》记载，田佑恭病故于1154年，其长子汝端生于1122年，时年32岁，其长孙祖衡生于1166年。于观写墓志铭时，祖衡尚未出世，何来“子五人，孙十二人，曾孙十三人。”此外，田佑恭有子五人，其中，汝霖早卒。“赠七子恩泽”一说，亦应存疑。

以上自相矛盾之处说明，《明嘉靖思南府志》关于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不能自圆其说，绝不是于观原文。其可信程度令人怀疑。

至于官方府志，是否与史实完全相符的问题。维友宗亲已在“答中保先生”一帖中，列举了《史记》和《遵义府志》出现错误的实例。本文不再赘述。

1991年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出版《明嘉靖思南府志》点校本的“出版说明”中亦指出：“这些志书是用古代汉语编写的，未加标点，又由于辗转传抄，刊刻落后等，因而错、讹、漏不少。”

《黔南田氏族谱  佑恭祖墓志铭》应是于观所撰原文。

首先，从时间上看，书中引用的《思南府志》为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所编。已距佑恭祖卒葬时间（公元1154年）380年。试问，380年后的后人收录的资料是否可断定是原文？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原文？

田氏为世家大族，田佑恭为一代伟人，其墓志铭原文理应由其后代世代传承。《黔南田氏族谱》由田佑恭首修，序言落款为“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正月吉旦 十四世田佑恭垂训于翠松亭”。众所周知，修谱绝非一日之功，佑恭祖于1154年病故，《黔南田氏族谱》在佑恭祖去世后方成书亦未可知。如确实是在佑恭祖去世后成书，则必然将“佑恭祖墓志铭”载入谱中。只可惜现在无法见到佑恭祖首修的《黔南田氏族谱》原件。

    但是，《黔南田氏族谱》于明洪武壬子年（1372年）由我儒铭祖续修。其间相距218年。就时间上看，是相距218年的可信呢，还是相距380年的可信？

其次，从内容上看，《明嘉靖思南府志》对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错讹满篇，前面已初步指出了26处，因此，绝不是于观原文。这段附注文字既无“田佑恭墓志铭”标题，其体例也与墓志铭不符，记述田佑恭的高曾祖考的内容与田佑恭高曾祖考的实际情况不符。而且，按照古代地方志编纂体例，如果要收入某人的墓志铭的原文，应收录在“艺文”类。因此，如果说《思南府志》对田佑恭墓的附注文字是《田佑恭墓志铭》，也不符合地方志的编纂体例。

再次，从常理上看，族谱作为记载家族传承的历史图籍，其目的在于光前裕后，敦宗睦族。其功能在于厘清宗支世系，代代相传，教育子孙。据现存资料，《黔南田氏族谱》在儒铭祖于明洪武壬子年（1372年）续修时，就已经将《佑恭祖墓志铭》一文载入谱中，因此，这必然是墓志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