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蔚是广州解放时接管国民党广州广播电台的三位军代表之一，参加了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建工作。历任电台编辑部主任、副台长、台长，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唱片社广东分社社长等职。她为广东广播电视事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贡献。
下面是信息时报原副总编辑吴明先的回忆文章《我与田蔚同志》，以表对田蔚同志的缅怀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田蔚同志是在1961年秋天。那时，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助教。
我在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夏天被分配到暨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助教。第二年暑假开学后，新闻专业决定开设新闻业务主课，准备请广州地区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来轮流讲课。大家知道，当年暨大的校长是陶铸同志。正是由于陶铸同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广州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对陶铸同志的敬重，尽管他们工作十分繁忙，也乐意支持暨大新闻专业，并受聘前来授课。这些新闻单位负责人主要讲授如下课程：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同志主讲报纸的评论，广州日报总编辑曾艾狄同志主讲报纸的新闻报道，羊城晚报编委秦牧同志主讲报纸的副刊。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兼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同志，被聘为《广播宣传》的讲授人，我被指定为与她联系的助教。
我每次都提前45分钟到达省广播大楼等候，然后与田蔚同志一起坐她那辆浅蓝色的“华沙” 轿车到暨大，带她进教室。田蔚同志一踏进教室，就受到同学们的关注。因为其他来讲课的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士，惟独田蔚同志是一位女领导人，看上去年轻又漂亮，端庄又温婉，同学们很是兴奋。田蔚同志讲课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她那普通话里略带吴侬软语的口音，不紧不慢的语速，条理分明、丝丝入扣的分析，同学们听得清楚又记得牢，反映十分好。
1962年，暨大新闻专业决定下马。我想，我新闻系毕业，本来就想做记者，现在可以趁此机会调去新闻单位工作了。但是，那时我国经济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到处都在精简机构，广州地区新闻单位也纷纷在压缩、搞下放。无奈之下，我给田蔚同志写了一封信，询问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能否录用我。不多久，我就被调入了广东广播电台。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见过田蔚同志一字或一面，但我知道，是她在后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时候，我年纪轻，肯吃苦，记者工作上手较快，后来生活、工作渐渐稳定了下来。1964年，我向我们新闻部的领导说，我决定今年某月某日结婚。他好像很吃惊的样子。第二天，在电台大院的路上，田蔚同志刚好碰见我，她说：“吴明先，你想结婚，要打报告，你恋爱对象要经审查才行。”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结婚，还要领导批准。后来我才知道，电台属于国家机要部门，调进干部，其本人和配偶，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行。据说，我们新闻部有位女编辑，结婚前其对象政审这一关通不过。领导找她谈话说：你要么结束这个恋爱关系，要么把你调离电台，二者取其一。结果，这位女编辑选择留在电台，放弃了那段恋情。所幸我对象的政审，不久就通过了。我结婚时，电台还分配我入住在电台附近的盘福新街那幢崭新的小洋楼里。
田蔚同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解放区从事广播宣传工作，是“老广播人” 。广州解放时，她是接收广州广播电台的三位军代表之一。从这以后，她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到发展广东的广播事业上，对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广东电视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对广播宣传报道工作上，田蔚同志一直是抓得很紧的。省里一些重大的活动，她往往亲自出点子，调兵遣将去作报道，务求宣传好。我原来是专职报道广州市重工业这条线的记者，有时候也被抽去做重点报道。在老记者的带领下，我渐渐成长起来，后来能独当一面担负起重要的报道任务，以及国庆15周年的一些重点稿的采访报道等等。但是，我也有让田蔚同志失望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她让我去作省里某个重要活动的录音报道，要当天晚上播出（比报纸提早一天报道。这是广播宣传“抢新闻”的优势所在）。这个活动在广州举行，下午才开始。等我做了采访，又录了省长讲话、群众反应和现场音响等等以后，赶到电台已是下午6点钟，离《全省新闻联播》播出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了。电台的录音报道，与报社的文字稿件很不一样。报社的记者写完稿件，一交了之。电台录音报道，记者除了写好文字稿外，还有繁杂的后续工序要跟：进录音室与播音员、录音员三者配合，要多次反复才能把原来的现场录音、音响效果与稿件穿插好，混播好。在完成这一切后，我请新闻部的领导来审听一遍，算是通过了。这时，离播出时间只剩5分钟了，真好险呀！
田蔚同志有一个习惯，一有空就收听自己电台的节目。这次，她在吃晚饭的时候听了我这个录音报道，很不满意，打电话叫我去她家。当时我也在办公室收听这个节目。见了我，她很不高兴地说：“背景杂音太吵，整个稿件都听不大清楚。失败！”对田蔚同志这个严厉的批评，我还是接受的，心想如果我事先准备得充分一些，考虑得周全一点，就不会这样手忙脚乱，后期制作也就不会如此粗糙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工作就谨慎一些了。
广播电台的老同志告诉我，田蔚同志对工作历来一丝不苟，对干部严格要求，这是她培养干部的方法之一。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文化命的大运动，在神州大地迅猛掀起。从国家主席到各级党政领导，几乎全被作为“走资派”打倒，田蔚同志当然也不例外。说心里话，我对田蔚同志始终恨不起来。见到她被揪斗，剃光头，我心里很难受。但是，在那黑白颠倒，人妖混淆，人性沦丧，灵魂扭曲，良知泯灭的年代，我也违心地跟大家一起呼叫“打倒田蔚！”
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田蔚同志也仍然表现出一名老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那时候，广播电台的群众分成两大派，哪一派都可以拿她来批斗，提各式各样的问题要她回答。但是，凡牵涉到电台机密的（广播电台作为国家的要害部门，有太多的机密），那怕打死她她也闭口不说。她赢得人们内心的敬重！这也使我想起文革前的一件事来。那时，广州地区有一个电台，从来不播呼号，每天24小时连续不断地播放管弦乐。我想，这么奇怪的电台，作为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田蔚一定知道。一次，我碰到她，问：“这个电台怎么这样怪的，是什么电台呀？”她对着我微笑一下，就是不回答。后来我从别处得知那是一个“干扰台”。可是这样的事，你就别想从田蔚口中掏出来，虽然你是她信任的干部。
1968年12月，我同广播电台三百多人一起，被下放到位于英德县黄陂的广东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我不知别单位的情况，但我心里清楚在省广播电台，这批人被当时电台的军管领导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实际上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我很纳闷：电台的干部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被调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三百多号人怎么一下子不被信任了呢，莫非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如果说政策没有变，那肯定是共产党变了，我想。
干校干校，干活的学校。到了干校以后，我心知肚明自己别想再回广播电台了，就死命地劳动，心想将来大不了做一个农民。但同时也心有不甘：国家培养我这个大学生也算是白培养了。在那个时侯，大学生毕业生还是比较稀罕的。
大概由于我劳动好吧，在干校的后期，安排我当了一个班长。田蔚是我的“班员”。那时，干校对她的管理已经很松了，她只是还没有被“解放”，不能叫她为“同志”。我想在劳动中尽量暗底里帮助她。上干校西山扛木，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来回要爬一天的山，我就拣最细的树木给她扛。那时，她已年届五旬。可她要自己拣比我给她的稍粗一点的树木来扛。在我们自建泥砖屋宿舍中，我是砌墙的“大工”，她是递浆递灰的“小工”，只见她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十分落力，我只得叫她小心点小心点，慢慢来，别急。看得出来，她是自觉自愿地把劳动当作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手段，与我当时的心态不同。
1971年“9?13” 林彪事件后不久，田蔚解放了，并从干校调回省里。1972年3月，我也从干校调到广州日报（当时叫《广州报》）。这时田蔚同志已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任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再后来，她丈夫王匡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她也随之去了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过了几年，田蔚从香港回粤，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料在1975年她患了乳腺癌，后于1989年12月2日不幸病逝，享年71岁。这期间，我一直想去看望她，但先是听说她工作非常忙，后来她病了住院治疗病况一直很不稳定，多次急救，我不忍心去打扰她。另外，我还一直认为，你愈惦记的人愈久未见面，这种惦念在内心愈深沉。但万万没有想到她在病痛中不幸离去，我竟始终未能见她一面，成了我终身的悔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