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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传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 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5260    添加时间:2010-6-12 19:32:08
     

    姓名:田传江     性别:男     民族:汉    
    职业:退休干部   工作单位:枣庄市山亭区凫城乡机关     职务职称:正科级    
    荣誉称号: 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  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

    个人简历 :
    1970年2月至1978年红山峪小学民办教师。
    1978年至1989年在付庄乡政府先后担任政府秘书、档案员、通讯报道员、农房办主任等职务。
    1989年7月担任付庄乡党委秘书,并兼任宣传委员、管区书记。
    1992年担任付庄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兼任老龄办主任。
    2004年7月内退,并担任凫城乡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2007年正式退休。
    1992年加入山东省民俗学会,成为民俗学会会员,2000年被选为山东省民俗学会理事,2004年被选为山东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理事。2001年6月初,曾经被北师大教授钟敬文先生邀请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2006年被枣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选为副主席,2007年担任枣庄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2009年8月一2010年2月被枣庄市博物馆聘为枣庄民俗展览馆馆长。
    2006年被枣庄市政协吸收为文史研究员。
    2006年一2009年,参加华夏田氏续谱工作,并担任谱务办公室副主任。
    2009年8月,被枣庄博物馆聘为枣庄市民俗展览馆馆长。
    2010年11月,被评为  山东“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


    主要事迹: 
         在乡政府工作期间,担任通讯报道员、主持宣传工作,为三中全会路线积极鼓与呼,特别褚峪村孙景江养63只羊的报道,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80年中央39号文王任重副总理专门提出,让全国进行讨论。孙景江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个人致富“吃螃蟹”的人。为三中全会路线的宣传做出一定的贡献。1990年、1991年山亭区委举行党的建设知识竞赛,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一等奖。1986年在担任乡代理宣传委员时,组织领导“三集成”的工作时,下功夫实地调查,整理出百多条民间故事、歌谣与谚语,1989年12月曾经被枣庄市评为先进工作者。在主持乡人大工作期间,针对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写出了《学生书包为什么加重》、《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田的积极性、农用物资涨价与农产品涨价形不成比例》等,曾经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当年的秋天,国家就对粮食进行了调价。《付庄乡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及时举办学习班》,被山东省人大选入并向全省推广。
        工作期间,1982年一1985年曾经自学山师大中文系。
        1986年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学习班,1989年曾经被邀请参加庐山拜笔会。
        1994年参加全国人大举办的法律学习班。
        本人利用空闲时间,对当地的民俗进行调查,先后写出调查文章《红山峪村民间治病民俗》、《红山峪纺织民俗》、《鲁南计时民俗》、《锄》等十几篇,获得山东省民俗学会优秀论文奖。花费将近十年功夫调查研究,写了一部《红山峪村民俗志》,44万字,曾经获得山东省民俗学会优秀著作奖,省科技成果三等奖,枣庄市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文联民协山花奖三等奖。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还引起钟敬文先生的关注和厚爱。同时还写了将近二百多万字的《民俗日记》、《家庭档案》、《土地档案》等。还拍摄将近万张的民俗照片。这些都为民俗资料的积累做了一些民俗爱好者应该做的事。
        同时,还大量搜集民俗实物,具体有农具,民间手工缝制品、信仰品、纺织工具和纺织品、玩具、剪纸品等千件左右。2002年曾经在枣庄市博物馆进行展览,引起轰动,得到市民的称赞,学者专家们的好评。有的展品还多次参加省市区的展销。对展示民俗文化起到好的作用。
        本人在当地进行学术交流,曾经被邀请到滕州市一中、枣庄技术学院、枣庄学院、枣庄旅游局等进行讲课。接待国内外、省内外的学者、教授、留学生、在校的研究生、大学生,国家干部、民俗爱好者、游客、新闻媒体等十几年来共有千人之多。其中山东省委研究室的陈主任、马处长等趁来山亭区调研时专门来看望,本来互不相识,使我非常激动。2001年至2005年被山大、北师大定为研究生调研基地。2000年红山峪村被枣庄师专定为“大学生实践基地”。本人也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新闻媒体有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文汇报的记者。特别中央电视台,其中有文化传真、夕阳红节目组、农业台等四个节目组来过。还有山东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枣庄日报、枣庄电视台。枣庄广播电台几乎每年都让给组织节目。对宣传民俗知识,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本人也曾经拒绝几家旅游景点的高薪聘请(甚至答应出钱给我出书),原因还想抓紧调查研究村级民俗,守住这块阵地,向更深的地方调查研究。寂寞、贫穷、冷板凳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正经事,只有干这个活心里才踏实,才对得起各级民俗学会的领导和同事们,还有关心民俗事业的各级领导,老百姓,新闻记者,有关节目主持人。特别是为了挖掘民俗文化,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田传江个人小传

        田传江,1946你2月28日,出生于枣庄市山亭区凫城乡红山峪村。1956年入学,1968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两年,1971年任红山峪小学民办教师,1978年被调到当时的付庄乡机关,先后担任并兼任通讯报道员、档案员、政府秘书、农房办主任,党委秘书、管区书记、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等职。1992年为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2004年、2009年为山东省常务理事。2003年、2007年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在红山峪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时,还担任小学校长,为教育事业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夜校,创造的实物识字法,成为当时全区、全市的典型。当时的齐村区区委副书记王继贤专门在红山峪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调入付庄乡机关后,担任政府秘书、档案员、专职通讯报道员(对外说专职,如果乡里缺少宣传委员,还让兼职宣传委员)。为党的三中全会鼓与呼。1980年写的褚峪村孙景江一户农民养了63只羊,轰动了全国,甚至世界(当时新华社曾经发到77个国家)。孙景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央专门发了39号文,文中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讲话,让全国进行讨论。本人写了不少反映三中全会路线好的文章,枣庄日报发的最多,其中《夸夸俺的好支书》一文,据当时的《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驻枣庄记者田学超、李贵珍说,这篇文章打破了中国写先进人物不写缺点的格局。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台采用后,当时的齐村区委组织部还专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这篇文章。后来虽然任命正式宣传委员、党委秘书、管区书记,仍然还兼职“专职通讯报道员”。记得1990年全市在枣庄日报用稿量,夺得了第一名。当时不只一万人的乡镇,让日报社的人也吃惊不小。1990年、1991年本人曾经组织两次山亭区党建智力竞赛,付庄乡分别获第三名和第一名。引起全区轰动,他们认为不起眼的小乡不该这样,乡领导更高兴。1993年由于年龄关系,担任乡人大主席,仍然还是农业户口,招聘干部。后来才转为国家正式干部。管区书记仍然兼职,也干了不少事,为全管区的五个村的绿化也做了应该做的事,还有填河造田,也出了一些力。
        记得干政府秘书时,那时机关干部并不多,我们两个人管户口、财政、民政等(后来机关干部剧增至23人,老百姓办事,不跑三五次办不成事,我们那时两个人干后来的23个人的活还很轻松。)上边规定,农村青年结婚登记要到乡政府办公室两次,第一次说明情况,第二次再来领登记证,我们只让来一次。后来上边知道后,推广付庄的做法。还有一次,给四类分子摘帽,第一次整的材料,退了回来,接着让本人去整理材料,结果报到当时的齐村区公安分局,大小会表扬付庄乡材料整得好,除了郭里集乡,郭里集乡那还是区公安分局事先搞的点。
        人大,也曾经进行调查,如《学生书包加重的问题》、《农用物资涨价与农产品的涨价不成比例,挫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等,其中第二篇调查报告,春天发给中央有关部门,当年的秋天,国务院副总理(朱溶基),就到东北进行调查此问题,接着农产品加价。虽然不一定是我反映的结果,但是却觉得心里痛快。有一年,反映小麦种坑农的问题,上边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赔偿付庄农民10万元,还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说反映及时,避免矛盾的激化(当时相邻的乡却相反)。1996年乡人大换届选举后,及时举办代表学习班,引起省人大关注,并把这一经验收入省人大选举经验选编中,向全省推广。只要脉搏与普通百姓一起跳动,就能干到那地方去。

        进入民俗学圈子内所做的事:

    一.民俗调研
    自从加入山东省民俗学会以后,几乎每年都参加(只有一年没有参加)山东省民俗学会年会,即理论研讨会。在之前,曾经参加并组织1987年付庄乡“三集成”活动,采集并整理百余篇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1989年曾经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1.1994年,《红山峪民间治病调查》,登在中国民俗博物馆学首次刊物上。《计时民俗》刊登在《民俗研究》第三期上。
    2.1996年3月18日,获得枣庄市民俗摄影大赛三等奖。
    3.1997年,《开玩笑民俗》一文获得省民俗学会优秀奖。
    4.1998年,《样子》一文获省民俗学会优秀奖。
    5.1999年,《红山峪村民俗志》一书出版。
    6.2000年8月5日,《红山峪村民俗志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文章获得山东省民俗学会优秀论文奖。
    7.2000年12月,《红山峪村民俗志》一书,获得山东省第十二届民俗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8.《锄一红山峪村农具调查》一文刊登在2001年《民俗研究》第四期上,2001年7月22日获得山东省民俗学会优秀奖。
    9.2000年9月1日,《红山峪村民俗志》一书获得枣庄市社科成果一等奖。2000年12月,获得国家文联、民协山花奖三等奖,获得山东省民俗学会第12届民俗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第十五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0.2001年8月,被山东省文联系统评为2001年度“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称号。
    11.2002年1月,《感谢书籍》一文,在读书征文中,获得三等奖。
    12.2002年7月15日,枣庄学院学报刊登《我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一文。
    12.整理《红山峪村民俗志》一书,为再版作准备。

    二.民俗资料搜集
    1.写了“民俗日记”、“家庭档案”、“土地档案”等近三百万字。
    2.搜集地契、剪纸、灶王爷、红白喜事账簿等。
    3.一些民间玩具如泥娃娃等。
    4.民俗照片将近万张。

    三.民俗器物的搜集与展览
    十多年来,共搜集民俗器物近千件,其中有农具、纺织工具、行业工具、日常用具等。其使用,都在民俗照片中反映出来。有条件的话,可以把文字反映出来。2002年6月16日至6月22日,在枣庄市博物馆展览。展览前,枣庄市教育局、文化局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开幕式,枣庄五大家都派领导参加。

    四.民俗文化的交流
    1.书信,几年来收到一些专家学者民俗爱好者的来信百余件,其中有:刘锡诚、山曼、柯扬、乌丙安、郭子升、贺学君、钟年、常建华、郑土有、宁锐、方川。还有日本神户大学的于亚女士等,特别于女士来信感谢说,2003年11月参加日本全国学术会上发言,“我能有这样的机会,都是您帮助的结果,我很感谢您”。
    2.不断接待外地来的专家、学者、民俗爱好者、还有前来旅游的人,几年来,共接待千余人。
    3.曾经被滕州一中、枣庄学院、枣庄技术学院、枣庄市邀请讲课。2006年,枣庄学院把红山峪村定为“大学生实践基地”。本人几个月参加枣庄学院组织的学术交流会。

    五.接待媒体记者和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节目组有“文化传真”、“夕阳红”、“农业台”等四个,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汇报》的记者。山东省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枣庄日报的记者多次采访报道,枣庄电视台多次采访报道。枣庄广播电台几乎每年春节都让给作节目。虽然个别有拔高的现象,一想到为了宣传民俗文化,为社会为人民有好处,心里就不那么太悬。几年来省内外新闻媒体发表的稿件、照片、录像等有几百篇之多,直至连枣庄市委组织部、四亭区委组织部都以共产党员的角度来录像进行宣传田传江。

    六.2006年至2009年,参加华夏田氏续合谱工作。两年半的时间,《华夏田氏族谱·第一辑》出版了11本,共6000页,800万字左右,本人编写的世系图将近一半(因为只有其本人一人吃住在谱馆办公室,中间换人,仍让其坚持)。采用的46张照片都由本人拍照。同时还负责建立了华夏田氏网站。下去采访了几十个村庄,解决了几个地方失谱的难题,接待了上百起来访的族人。田氏族人对本人的评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接待山大民俗学研究生的实地调查,本人也从中学习一些谱务知识,了解了一些谱文化,积累了一些谱谍资料。因为毕竟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七.积极配合有关院校的实地调查
    2001年至2002年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把红山峪村作为研究生的调研基地,2004年至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也把红山峪村作为博士生的调研基地。还有枣庄学院2006年把红山峪村作为大学生实践基地,一些教授们也经常前来进行学术交流。本人都积极配合,提供比较便利的条件,尽力满足调研上的要求。本人也放弃自己的事情,但是也从中学习不少东西。
    2006年三月,应美国加洲大学历史学博士生的邀请,一起到济宁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共一周的时间。
    为院校的调研做了应该做的事。

        以上资料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附 相关介绍———————————————

          钟  ——在邀请田传江同志为北师大博士生讲课时的讲话

        今天我们请来讲课的田传江同志是一位地方学者,既不是北京大学的,也不是社科院的,他是来自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我们民俗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眼睛向下的学问,我们研究的东西都是在底层,如果要理解民俗,当然需要有理论上的知识,但是讲到民俗志,就应该把眼睛放到底层。

         近十几年来,我们在民俗志方面出了不少成果。有的是集体成果,比如像各省的省志中都有一本单独的民俗志,或民俗与方言合志,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七八本,有些省还在继续写。北方几个省出的比较早,像河南、山东、山西,长江一带的像湖北等都已经出版,但是质量不一。大家比较一致认为比较好的是河南卷和山东卷。河南编写民俗志有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专家把关,在出版《河南省志·民俗卷》之前,已经出版了很多地方的、县一级的民俗志,基础比较好。《山东省志·民俗志》把“民俗研究”单独成篇入志,也是很好的做法。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看到但尚未出版的,比如江苏省的民俗志请就我写序言,他们写的也很好。江苏省的民俗志和山东的一样,都有本省的民俗学史,即各个省民俗学发展的情况。民俗学史如果让一个人写,不是不行,但在材料上比较困难,如果分到各省去写就比较容易。不过,由于省志不是由我们来管,而是由各省分别去写,体例不尽统一,今后可以吁请尚未出版的省份在写民俗志时一定要加上各省的民俗学史,将来30个省市的民俗学史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民俗学史。

          除了集体编写的、官方的民俗志之外,还有个人撰写的民俗志著作,这种个人编写的民俗志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编者所描写的县(或乡、或村),往往就是编者所生活的地方。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在30年代他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中就曾指出,民俗学这种工作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一种是游客的学问,就是走马观花到各地去看看,然后写出一些文章。这种文章不是没有用,但他写的都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过,民俗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这是第一层次,最浅的、最起码的层次。第二层次是寓公之学。中国古代就有寓公,比如我是广东人,但是我在北京教书或做官,以后退下来就住在北京,寄寓北京或游寓北京,称之为寓公,不像那些匆匆的游客。所谓寓公之学,就是对于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比较熟悉,知道的东西比较多,这种学问当然就比走马观花的学问深入。第三层次,也就是最好的层次是土著之学,比如像田传江同志所写的他自己生活的村里的民俗,这种土著之学的著作,不但能够把表面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可以把平常不易看见的东西也写出来。民俗中有许多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内容(如巫术等),属于人类生活的比较深层的部分,所以外国学者把民俗学看作是研究生活方式的学问,这当然是不错的,其实,民俗学应该是研究生活方式及其心理的学问,这当然也不十分准确,但是生活方式还只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心理的东西则是要在参与生活之后才能体味到的,这种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就不容易捕捉到。最近,有一个研究大凉山的美国学者,他能够讲彝语,也懂彝文,还在凉山住过,但我总怀疑他对凉山彝族人的那些很微妙的心理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当然,作为一个外国的民族学者能做到他那样也很不错了。我们民俗学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实际上柳田先生一生主要生活在东京,他虽然说出上述道理,自己不一定都能够做得到,尤其是他所推崇的第三个层次的学问(土著之学)。

         在土著学者撰写的民俗志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大约七八年以前,江苏省的刘兆元同志撰写了《海州民俗志》,描述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地区)民俗,写得很不错。那书的初稿(油印稿)曾寄给我,我看了以后,赶紧给他回信,鼓励他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在那几年里,我们说到中国现代民俗志,就举《海州民俗志》为例。我的家乡广东也出了一些同类的书,有的还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同学写的,但是,从水平上讲就不如《海州民俗志》。去年我们又看到田传江同志的《红山峪村民俗志》,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现在年纪大了,看起来也慢,但看后就放不下。

         这本书的特点很多。第一,写得细,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因为是本乡人写本乡民俗,对民俗的各个方面都有很细微的描写,并不只是大家都知道的内容。比如书中对鸟类的描写,一般的民俗志不写这些内容,鸟类作为动物是自然物,属于生态的问题,但作者写这些动物时,不仅仅写这些动物的样子、食性、叫声等,不只是写他们乡下有哪些鸟(这当然也需要),而是从人与鸟类的关系着眼来描写,使我看起来很亲切,非常有趣。这些内容,不是本土的学者,不是像他这样细心的学者是写不出来的。集体编写的民俗志达不到这么细,即使个人编的也不一定都能够做到,《海州民俗志》就没有这么细。

         第二,书中的某些部分写得精彩,有些内容连续多处进行描写。我们现在学界对民俗的分类不对,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拉拉扯扯连在一起的,比如像过年,里面有宗教活动,有艺术活动,有社会组织活动,也有文学的参与,什么都有,当然,有时候讲过年可以只讲有关的内容。在红山峪这本书里,讲到某种东西时,它把有关的谚语、传说等全都联系起来。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事物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事物本身及其事物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有些是内在的、细致的,有些是表面的,泛泛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只要你注意到这种联系结果就不同了。比如在民俗志中你只写动物本身不行,在写时还要写有关的传说、谚语、巫术,那么你写的就丰富了,就学术化了,价值就高了。为什么说它学术价值高?因为它更加接近于事物的真实。现在学界对民俗材料进行分类,是我们学者为了方便叙述而人为地分类,其实事物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能够超出这种人为的界限,更加接近事物原来的状态,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当然价值就高。

         第三,田传江同志的文字功夫不错。作为一个学者当然不一定非是文章家,但是从来作为一个大学者,他的文笔总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否则他就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虽然能够表达,但是文字缺少魅力。因此,作为一个学者,写文章时,在注意思想内容、事物的性质特点时(这当然很重要),同样应该注意文字的表达。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同时是一个文章家。他要充分的表现事物,而且要有吸引力,文章当然不能不讲究。田同志的文字看起来不错,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文字已经达到了散文家的水平,但是,他的文字看起来舒服,没有什么疙瘩,让人喜欢看下去,说明他在文字方面下了一定功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人家是看你的科学研究的成就,但你的科学成就在表达上如何也很关键。《红山峪村民俗志》在文字上过关,当然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再努力,就是现在这样也已经让人不但能够看下去,而且愿意看。现在有些著作,尤其是翻译著作,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当然,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外国人的思路与我们不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字之间也有差异,更重要的是,翻译者自身对要翻译的著作自己就没有弄透,他忘了他的读者是中国人,中国读者的思维和文字表达都有一定的规范,你的翻译文字同原来的文字相差太远不行,不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也不行。像鲁迅先生当然是伟大的作家,他自己写的东西是第一流的,但是他翻译的东西就有人说他是“天书”,很难读,他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东西是从别人从俄文翻译成日文,他又从日文再翻译过来。这并不是说他翻译的这些书没有起作用,作用还是有的,那时我们是硬着头皮读,但又必须弄懂它,又没有其他的译本,所以读起来很辛苦。还有一个例子,北大从前有一个教德国文学的教授,是河南人,他翻译了几部在德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著作,而且出版的地方也很有名——商务印书馆,但是在中国学术界人们不大谈起他,原因不是他的德文不好,也不是他翻译的东西内容不好,主要是因为他的翻译文字不好。翻译如此,创作、写论文更是这样。用中国的文字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写中国人的思想,如果写的疙疙瘩瘩的,那是说不过去的。《红山峪村民俗志》在文字上比较流利,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对文字比较注意,没有一个大学者在文字上是疙疙瘩瘩的。我常常怀念“五四”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大多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但是吐出来的还是中国的口水,不是外国的口水,比如像胡适,他介绍杜威,杜威的哲学文字不是很难懂,但毕竟是哲学,当时我们不过十七、八岁,就能看得懂,这说明那时像胡适、陶孟和这些第一流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文字表达问题。

         《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同叶涛同志很熟,去年我看过书后,我就请叶涛同志代我向作者表示敬意。我们现在要培养人才,要研究学问,研究民俗学的道理,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尤其是地方上的人才,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去细心发现他们,去多接触他们,那么很多人才就埋没了。过去《海州民俗志》我们就做了很多推荐工作。当然,首先是因为作者写得好,《海州民俗志》的作者写书花了10年的功夫,田同志写这本书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十年磨一剑啊!当然,你三年、五年,甚至一、两年就想攀高峰,那太急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并非倚老卖老,我写了几十年,真正的象样的论文也没有几篇,书出了不少,主要是一些集子。作为一个学者要懂得追求,要不断追求。

        假如有人问我,你所看到的中国的地方学者写的民俗志哪一本最好?我首先会想到《红山峪村民俗志》。假如是十年前、五年前的话,我会举《海州民俗志》为例,现在,《红山峪村民俗志》要代替它了,这是好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吗。今天我们请到《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来给大家讲课,他不是搞理论的,我们也没有想从他那里获得关于民俗志怎样写等理论上的解答,不过,他能够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写的过程是怎样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书有什么看法等等,就是一些实际的经验,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体会和教训。下面就请田同志谈谈吧。
                                 
          (叶涛根据2001年6月7日录音整理)

        为博士生讲课的山村老农

       ( 05-09 10:05:37 新华网山东频道)  
      
        新华网山东频道5月9日电 (高洁)一位仅有高中学历的乡村基层干部,破天荒地登上北京师范大学讲坛,为博士生、博士后们讲学,他的陋室也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民俗的一个基地. 

        山村老农为博士生讲课 

        听说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红山峪村村民田传江的家里住进了一位北京来的特殊的村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读博士,在村里,这位博士叫田传江大爷,凡是村里的婚丧嫁娶,只要她赶上,一定要随上一份礼,并尽可能的参与其中。 

        五月初,我们来到田传江家中,见到了这位博士,她叫刁统菊,刁统菊介绍说:“从2001年4月份第一次开始,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重返这里,每次来少则几天,多则成月,在这里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同时,将在这个小村庄完成博士论文,只所以选中了红山峪村,除了这个村庄原汁原味的东西保存的较多以外,就是因为这里还有田传江。” 

        在村里我们还了解到:不仅刁统菊,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把红山峪村作为研究中国村级民俗的一个基地,田传江是谁? 

        六年卧薪,立志写出第一本中国村级民俗志 

        田传江其实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读过高中的他,曾任民办教师、乡报道员、乡人大主任等,但他58年 人生岁月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依山傍水的红山峪村度过的,红山峪村是诞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个小村子,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使这个小村子的风土人情特别厚重,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就是田传江记述民俗事务的沃土。 

        1991年,田传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到省民俗学会的信函,他觉得挺有意思,就报了名,参加了学习班,从此便迷上了民俗研究。他在研究中独具慧眼地发现村庄民俗是个空白,自己从小跟着父母帮乡亲们操办红白喜事,农谚、歌谣、故事,红山峪村不谓不丰富;乡亲、乡情、民风,红山峪村不谓不淳朴。家乡的风土人情、红花绿树一起涌上田传 江的心头,“就写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地吧!”于是,他把目光盯在生活了50余年的红山峪村。 

        从1993年开始,经过两年学习的田传江开始民俗调研,空闲时间拎个照相机,揣着笔记本走街窜户,与乡亲们拉呱谈家常。90多岁的周德富老人是“故事蒌子”,田传江经常陪他喝茶聊天,用十几个晚上搜集了一大本子资料。 

        老田的工资也就是300块露头,迷上民俗研究后,他把工资的大部分用在收集、整理旧东西上。一架旧纺车,竟花了200多块钱来翻新。老伴候志凤不得不到枣庄城里做些布匹生意补贴家用。他打初稿的纸是老伴在集市上花了5块钱称的20斤报废的会计纸。那时候,他们的小山 村还没通电,一盏煤油灯常常陪伴老田到天亮。为这,老伴没少跟他犯急——心疼煤油钱,更重要的是心疼他的身体。 

        到1997年的时候,老田共收集厚始素材4000条,照片300幅,实物1000种,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并且写就了第一稿。 

        1999年夏天,田传江先后8次贷款和借款,凑足了3万元钱后,背着10余公斤的手稿找到出版社。同年8月,历经6年写作、5易其稿,凝聚着田传江心血与汗水的《红山峪村民俗志》终于问世了!全书共4部分10章45节,包括有关农业、林业、畜禽、野生动物、副业、度量衡、贸易、纺织、饮食、居住、交通、婚嫁、丧葬、游戏等方面1000余个民俗事象,记录了它们的产生、发展、演变,读起来如同走进一座内容丰富的民俗博物馆。 

        学术巨擘诚邀农民专家,登台为博士讲课 

        以一个村子的民俗事象为内容的专著在国内尚属空缺,《红山峪村民俗志》一经出版,马上引起国内外的民俗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2000年8月4日,山东省民俗学会年会在山亭区召开,省内70多名民俗学研究专家云集鲁南小城,研讨田传 江所写的《红山峪村民俗志》。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区及国的民所俗研究学者纷纷求索此书。日本山口大学的大学生还专门前来拜访请教田传江。 

        田传江在民俗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很快为国内知名的中国民俗学之父,98岁高龄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所关注。钟老从头至尾读过之后给予了极高评价。这位学术泰斗拿到此书,“看后就放不下”,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所看到的中国地方学者写的哪 一本民俗志最好,我首先会想到《红山峪村民俗志》。”他委托山东大学副教授、《民俗研究》主编叶涛向作者表示敬意,并诚邀前来北师大为他的博士生、博士后们授 课讲学。 

        2001年6月5日下午,诚惶诚恐的田传 江在叶涛的陪同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钟敬文先生。 

        6月7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一名博士后搀扶着钟敬文老先生早早地来到教室。他颤巍巍地走到田传江面前,慈祥地叮嘱:“你慢慢地讲,不要紧张,怎么干的就怎么讲。” 

        在田传江讲课前,钟敬文老先生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田同志这本《红山峪村民俗志》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专写村庄的民俗志,写得非常好,写出了自己的感受,特别在写鸟方面,打破了以往作家那种传统的写作模式,生灵活现在写出了动物与人的关系。写关于民俗的书,一年、两年的准备是不行的,必须有十年磨一剑的实干精神,这样写出的书才显得厚重深刻。《红山峪村民俗志》就是田同志十年磨一剑写出来的!下面请田同志向大家讲讲他成书过程。” 

        这时,仅有高中学历的田传江破天荒地登上了北师大讲坛。望着台下近20名博士生、博士后们以及民俗学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期待和赞许的目光,田传江依然像初上考场的小学生一样,战战兢兢,心扑通扑通地跳。 

        从红山峪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山村,到《红山峪村民俗志》这本书的由来......田传江整整讲了两个小时。 

        “你是一个乡镇干部,怎么会对研究民俗感兴趣?不会同干好本职工作发生矛盾?”令田传江大吃一惊的是,钟敬文老先生竟然第一个向他发问。 

        “俺工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后,解决矛盾的方法多数是使用‘不成文法’(即民间传统的道德法则),很少用‘成文法’(法律条文)去解决。所以,我作为一名从事乡镇人大工作的基层干部研究民俗,对工作不仅不影响,还相互促进呢!”田传江认真地回答钟老先生的提问。 

        “《红山峪村民俗志》里面怎么还写了其他村子里的民俗事像?”一名博士生向田传江质疑。 

        “红山峪村不是一个真空,它还同周围的村子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难免要部分地涉及其他一些村子的民俗......”田传江耐心细致回答博士生提出的问题。 

        博士生们争先恐后地向田传江提出各种关于《红山峪村民俗志》以及对他本人的种种疑问。 

        下午6时许,在热烈的掌声中,田传江走下讲台。 

        小山村的民俗博物馆 

        有一次,田传江到村头一个本家族的兄弟家串门,在一间偏房里,他看到了两个悬挂在顶棚里的葫芦,一问,这个本家族的兄弟告诉他:“你该知道,这是用来盛种子的东西,这可是祖传的了,用了好几代人了,到现在还用着。” 

        本族兄弟的话一下子触及到田传江的兴奋点:何不办个民俗博物馆,一来可以挽救这些濒临消失的民俗器物,二来可以让人参观,增加民俗知识,说办就办,田传江走东家串西家,诉说自己的想法,乡亲们纷纷把自己家里上了年岁的东西拿给他:手磨、钎锤等,有的还自告奋勇展示绝活:放皮影、制年画、做虎头鞋。小东西,田传江嘴巴一甜,大爷婶子一叫,就算完了,大东西,如织布机、汲水设备,田传江总要拿出些钱给乡亲们表示表示,田传江住的房屋是80年代初盖的,又窄又小,放不下这些民俗器物,他只好在院子搭了简易的平房,他的民俗器物博物馆还多次走出家门,应邀到城市举办展览。 

        眼下田传江正着手书写《红山峪村传统农具》这部专著,现已完成20多万字,这一项工作不仅要对当地历年来所用的各种农具作一一记录,还要将它的主人同这些农具共命运的细节 调查清楚,使无言的农具一个个血肉之躯同时活现在书中。 

        田传江也有他的困惑,他的工资不高,这几年,出书、建博物馆,他已欠下近万元的帐,他的民俗器物放在那间简陋的平房里,屋里放不下,有些只好露天存放,田传江说:“这些器物,每个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历史,长期露天存放,烂了、丢了太可惜了,要是再有一万元盖个平房就好了。”(完)

         责任编辑 魏晓萌   来源:新华网山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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