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位东（1907—1932），原名田秩，字位东，曾化名田雷、田秀川、田青林。1907年农历3月18日生于山东省菏泽县城南三李庄（现菏泽市牡丹区南城办事处三李庄）。7岁时入菏泽城南三堂庙读私塾。10岁时转入南华小学。1922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1926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负责菏泽地下党的工作。历任中共泰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中共枣庄特委书记等职。1932年7月领导了震惊全国的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8月在山东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

　　中共一大闭幕后，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即回山东建党，积极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到了鲁西南古城——菏泽，《向导》、《觉悟》、《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从此就不断输入进来。田位东上中学后开始关心国事，非常喜爱阅读这些刊物，他深深被其中的理论所吸引。

　　1925年，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此后，田位东经常带领一些进步青年到自己家里开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田位东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校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军事知识，还积极参加了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进军的大会和1月5日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武汉国民政府召开讨蒋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田位东担任游行宣传员，他深刻揭露蒋介石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一时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田位东被迫离开武汉，回到菏泽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鲁西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曹州支部在菏泽建立。中共曹州支部诞生后，共产党员各自回家乡发动群众，扩大力量，开展革命活动。从此，田位东的家便成为中共曹州支部的秘密联络点。后来，田家也曾因此被三次抄家。

　　田位东善于做宣传发动工作，很注意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他常常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在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和市民中宣传革命道理。由于他为人豪爽，平易近人，所以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田位东的革命活动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曾多次派人出其不意地去他家搜捕，但机警的田位东每次都让他们扑了空。1928年3月的一天上午，菏泽全城突然戒严，警察局扬言要清查户口，但实际上是搜捕共产党员。警笛刺耳地响过，警醒了正在家里赶写宣传材料的田位东。在这紧急关头，他迅速把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交给妻子赵玉真。赵玉真把文件揣起来，怀里抱着小女儿江云作掩护，以走亲戚为由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成功保护了党的文件。田位东则化装成一个商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袍，提着一把暖水瓶，镇定自若地走出家门。一伙军警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把田位东住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秘密也没找到，最后拿走了他家里的全部细软。

　　1928年春，田位东离开菏泽去济南工作，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主要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9年1月，田位东任中共泰安中心县委书记。当时，田位东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录事。

　　1929年7月2日，田位东像往常一样去省委机关联系工作，在济南市顺贡街16号被捕。先是被关押在济南厚载门娘娘庙内的历城县警察第二分局，后又被押解到济南市警察总局。审讯中，敌人先是许给田位东高官厚禄，诱使让他说出地下党来。面对利诱，田位东无动于衷。敌人用皮鞭把田位东打得遍体鳞伤，仍然得不到半句口供，就残忍地动用烙刑。敌人的烙铁伸向他的肌肤，发出“嗞嗞”的声响，他昏了过去，敌人用凉水将他泼醒。他始终都是只字未说，敌人对他动用了三次酷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证据，无奈之下只好把他转交给山东省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田位东判刑11个月，关进监狱。

　　田位东被关押在山东省第一模范监狱，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同住一个牢房。在狱中，他们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刘谦初任书记，田位东任宣传委员。在刘谦初领导下，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通过看守借到一些进步书籍，阅读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柯平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还有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他们还通过看守买到了铅笔和报纸。田位东利用看守给不同监号的同志送咸菜的机会传递消息，他把写有“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工作不休”、“宁死勿辱”等语句的纸条塞在咸菜里，在同志中间传递，鼓舞同志们的斗志。

　　1930年8月初，田位东出狱后，遵照党的指示，毅然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

　　1930年8月底，田位东被上海党中央派往青岛，担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并在山东大学（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在青岛做地下工作，革命活动经费是上海党中央发的。他每月的津贴是8块钱，除去5块钱房租，吃用只有3块钱，生活十分艰苦。紧张的工作使他忙得顾不上吃饭，经常买块大饼往兜里一装，饿了就掏出来咬上两口。

　　后来，田位东又被党组织派往泰安工作。在泰安，白色恐怖异常残酷，开展革命活动非常艰难。由于党组织被破坏，活动经费也不能照常发放。为了筹集经费，田位东把自己的手表都卖掉了。到了后来，他只得去拉黄包车、打柴卖了赚些钱维持生活。除了吃饭，他还要拿出一些钱来买笔墨纸张，写标语、画漫画、搞宣传等。

　　在对敌斗争中，他有智慧、有胆识、有办法。他和党组织通信的方式是用药水骑行写在纸上，再在行间写些应酬话，待对方收到信后，把信放在面汤里，骑行上的字体立刻变成蓝色，清晰可见。田位东从上海带文件回来，为防备敌人检查，他都是把文件印在棉纸上，缝在棉被里，即使敌人检查用手摸棉被，也听不见声音，感觉不到棉被中有纸张。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山东处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中。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不但没有使田位东畏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从当时他写的一首诗中，就可以看出他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在我们面前，

　　白色恐怖、困苦、艰难，

　　好像几座大山，

　　但是挡不住我们，

　　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粉碎帝国主义的锁链。

　　自食其力，何须要人可怜！

　　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

　　解放后，这首诗曾被《革命烈士诗抄》选载。

　　1931年春，田位东、郑乃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徐州。在这里，田位东组织读报组，宣传革命理论，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

　　同年3月12日，按照党的指示，田位东在徐州一个同志家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了如何在国统区发动群众、建立组织，以牵制敌人力量，配合江西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问题，作出了发动枣庄煤矿工人罢工、组织工人游行示威的决定。

　　随后，田位东等由徐州来到枣庄，成立了中共枣庄特区委员会，田位东任书记，郑乃序任副书记，邱焕文任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距枣庄8里远的齐村邱焕文家里。这年4月，成立了枣庄矿区互济会，田位东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枣庄特委召开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枣庄反侵略大会，声援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同时，成立了枣庄反日救国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1932年初，为深入到煤矿工人当中领导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枣庄特委研究决定安排田位东、郑乃序到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去做工，组织联络煤矿工人。在矿区，田位东、郑乃序和工人们天天生活在一起，遇有事情，就积极为工人想办法、出主意。渐渐地，他们与工人群众打成了一片，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深受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为开展罢工斗争积蓄了革命力量。从3月22日至26日，已有4000多名工人先后宣布参加罢工。

　　田位东积极发动外工广造舆论，大造声势，为组织罢工做好充分准备。工人们相互串联，奔走相告，他们把传单散发到各个窑户铺，或张贴在每口井架上。广大矿工在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成立了由48人组成的罢工工作委员会和17个罢工小组。闻名全国的铁道游击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和副大队长王志胜都担任了这次罢工小组组长。工人家属也组织起来，成立了罢工家属纠察队。

　　1932年7月上旬，开展罢工的时机已趋于成熟。枣庄特委为这次工人大罢工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并定于7月16日上午8点，在离枣庄10里多远的十里泉召开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全矿大罢工行动。大会如期召开，参加大会的工人达6000多人，会议还决定于7月22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第二次罢工大会的工人有近8000人，大会正在进行当中，突然遭到军警包围。工人们奋勇冲上去阻拦，和军警展开了搏斗……田位东、郑乃序和一部分工人代表先后被捕。田位东被捕后，枣庄煤矿工人又罢工11天，这次大罢工共坚持了21天。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田位东义正辞严，不屈不挠。

　　1932年8月3日，田位东、郑乃序被押赴济南千佛山下的刑场。汽车慢慢行驶在大街上，田位东大义凛然，奋力向群众高喊：“国民党官僚军阀和大资本家勾结，屠杀爱国青年和革命人民，是一伙卖国贼，是中国劳苦大众不共戴天的敌人！敌人一定要灭亡，胜利一定属于人民！”气壮山河，感人泪下。

　　在刑场上，田位东、郑乃序放声唱起了《国际歌》，刽子手将枪口对向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田位东、郑乃序壮烈牺牲。田位东时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