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海外谋生
凡事不但要理得且要心安，有时理得而心不安，我还是不敢随便做。
——田家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田家炳专心致志刻苦学习的时候，1935年7月初，他刚刚读完初中二年级时，慈父玉瑚公仙逝。
这时的田家炳尚不满十六周岁。慈父的离去，给田家炳带来的悲痛非常人可比，玉瑚公之于田家炳，不仅仅是生身之恩，还有哺育之情，还有教育之恩，这些恩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慈父就撒手人寰，“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何等的人间苦楚！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族人散去。此时，瘦瘦小小的田家炳，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面对已经苍老的母亲，家炳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母亲。家烈兄此时已到印尼谋生，家中只有田家炳这么一个男丁可以继承父业了。砖瓦厂的生意要做，广泰兴的生意也不能断，怎么办？族人劝他继续完成学业，家烈兄也来信，劝他完成学业。而田家炳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读书了，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
他认真的考虑了母亲和自己的处境，最后决定，他和母亲分工，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河口的“广泰兴”商铺以及对外往来的事务，就由他负责。
从此，母子相依为命。田家炳在处理好商铺的同时，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有空就到砖瓦厂帮忙，什么活都做，连出窑那样又苦又累的活都干，他只想让母亲高兴。
当瘦瘦田家炳穿着长衫，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出去推销砖瓦时，买主听说他是玉瑚公的公子时，每每念及玉瑚公对乡亲们的恩德，念及田家炳小小的年纪就撑起了这个家，大家都对他敬重有余，田家炳由于从小受到父亲教诲，对金钱是看得开的，相信“利人即是利已”，能够主动让利，所以，每次谈生意，都很顺利。
从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把玉瑚公留下的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得到了乡亲们的极大的敬佩，都说：玉瑚公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欣慰的，家炳真是很有出息。
田家炳在生意之余，每想念父亲，都要将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拿出来温习，从中再细细体会父亲对自己的良苦用意。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这时，田家炳再出门时，人们已经称他为“田家炳先生”了。
这时，田家炳心中已有了一个梦想，就是要像客家的先贤一样，创一番大业，更好地造福于家乡。他为自己定了一个从业的原则，那就是：
事业志在公益
这也是父亲专门从《治家格言》挑选出来的：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这两句治家格言，被田家炳消化成为“事业志在公益”，这是切实可行，而且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田家炳先生一生所牢记、希望并倡导的“实而不华”，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他人能够享受到的实惠，而不是卖空口人情。想起父亲生前的嘱咐：
如果你能为大家做点儿事情，你就活得有价值了。
从此，田家炳先生要为大家做的事情，就是公益事业。
大话说说，想想都是可以的，但是，没有一定的实力，自己的日子还得靠他人救济，这样的空话就最不好说，田家炳先生所倡导的“实而不华”，就是首先自己要能够“实”，行有余力，才能济人，这是一个常识。这就是“志”与“识”与“能”关系吧，这就是说的“为长者折枝”，能够为，而“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人所不能为的，这就务实，田先生把他的务实精神化为“宁可实而不华，切忌华而不实。”
虽说田家炳只读完了初中二年级，但是，他的远见，是许多读完大学的人也未必能够学得到的。经营过程中，田家炳对各种事业进行一番细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最后决定，开发家乡的瓷土，运销越南。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出产的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也不发达，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不多，谋生不易，所以，大埔人到海外做生意的多，生活所迫。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择外出做工，特别是到印尼的较多，田家炳的几个堂兄在外做生意，赚了些钱，写信给他，让田家炳也到海外去。
但是，田家炳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开发家乡的瓷土，大埔是“瓷土之乡”，高岭土藏量极为丰富，随处可见，离银滩两里左右的地方，就有一座瓷土山，是田家祖传产业。这里的瓷土，品位极高。大埔也是开发瓷土制品较早的地方，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土法陶瓷厂，与银滩隔江想望的高陂镇，就是中国著名的陶瓷集散地之一，有“白玉城”之美称。当时，越南就有不少大埔人开的陶瓷厂。
田家炳通过多方调研分析，认为越南的原料，尤其是品质上乘的原料，极其缺乏，因而产品品位很低，销路就不好。如果把大埔的瓷土运往越南，便可以进一步扩大家乡瓷土产业，使更多的人有业可就，也可以使在越南的瓷器厂有好原料供应，提高产品品位，降低成本，更因祖传的瓷土山地处韩江河畔，比他人在深山开采的成本低得多，前途一定十分广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贩运瓷土过程中，还能每年至少回家看望母亲两三次，这要比单纯到海外谋生强了许多。
1936年到1937年，田家炳先生积极进行了瓷土加工的设施和外运安排。1937年秋，他在河口圩码头搭上去汕头的客船，母子洒泪而别。离别是客家人的一种特殊的必然，客家，就是预示着，如果你是个客家人，人生就是客人，到处做客，人生注定要在离别中渡过。守着家的鸟儿，怎么可能找到幸福呢？如果不出去闯荡，怎么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田家的光荣，母亲也不能总把孩子拴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大了，就得走出去。
田家炳乘船沿江而下，到达汕头，从汕头到香港，然后由香港乘海轮到达越南西贡，在离西贡约三十五里的早翁市安顿下来。这一年，田家炳十八岁，怀着一个济民的心，开始了他海外创业的历程。
在早翁市，田家炳创办了“泰安隆瓷土公司”，专门供应家乡的瓷土。在早翁市已有三家同业，他们的货源都是经过多层经销商从大埔的小型瓷土加工公司买进的，品质包装，参差不齐，产量小，成本高，每百公斤进价约合越南币六点五至七元，售价则在八点五元至九元之间。田家炳先生从生意一开始，就以玉瑚公教导的“诚”字为原则，将心比心，体贴同乡们开瓷窑的困难，供应原料时，尽量为他们着想，提供方便。他提供的瓷土不仅质优量足，及时方便，客户买去，便可直接加在瓷坯上，上窑烧制成品，而且，他的瓷土一方面直接出自自家的瓷土，可以大量生产，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中间环节。直接供应用户，成本就比较低，不到五元一包，所以，上市不到三个月，售价就降到了七元左右，这对于其他瓷土供应商来说，就是个赔本的买卖，而对田家炳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于是，泰安隆瓷土公司的瓷土面桨，不仅大埔同乡爱用，其他地方的瓷窑老板，甚至越南的老板，也都纷纷前来购买，不久，泰安隆公司已占领了越南瓷土市场的百分之六十。
1938年，由于泰安隆公司的业务迅速增长，田家炳考虑扩大公司业务，这时，同在越南经营瓷土的张秩轩、余子奇、李豹找到他，表示愿意合作。于是，由田家炳出面牵头，几家共同组成了“茶阳瓷土公司”，公司取名茶阳，是因为当时大埔县的县治设在茶阳，有不忘根本之意。货源按当时所占市场份决定，泰安隆公司占百分之六十，其余三家占百分之四十，四家以每包七元的价格把瓷土供给茶阳公司，茶阳公司恢复原来的售价，每包九元，利润四家平均分配。这对于张、余、李三家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们不仅避免了力不胜任的竞争，而且能与田家炳平分利润，当然是十二分的满意。大家都认为他为人大方，值得交往。而对于田家炳来说，这样的合作也很有利。五元一包的瓷土面桨，以七元的价格稳定地卖给茶阳公司，获利已经很丰厚了，再加上茶阳公司的盈利分成，利润就更可观了，这种合作理念，就今天所说的双盈。不久，那三家合作者觉得为了百分之四十的货源还得去奔忙，实在没有必要，就那部分货源供应权让了出来，田家炳便得到了全部的货源供应权，由于茶阳公司瓷土质优量足，销量一路攀升，不久便涨到了每包十元。张、余、李三家也可以坐享每包三元的利润分成，田家炳先生则占领了整个市场。田家炳先生不到二十岁就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创业第一步就这样成功了。田先生在得名得利上，有着自己的利益观：
求“名”应循正当的途径求取实名，不应利用手段、伪诈等不法之道求取虚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切应在不损人利已，合情合理、无愧于已的原则下去求取自己应得的利益。
对于茶阳公司的成功，田先生认为是让利心安的，他说：
我时刻恪守“宁可实而不华，切忌华而不实”，“责人之心责已，恕已之心恕人”的做人道理，与人交往常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感受。凡事不但要理得且要心安，有时理得而心不安，我还是不敢随便做。
正当田先生的事业在越南越做越好时，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海上补给线，1939年六月占领了汕头。田家炳运往越南的瓷土运输线被彻底切断，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被日本人扼杀了。田家炳第一次从亲身惨痛遭遇中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人类命运的血肉联系。正当田家炳处于进退维谷之时，远在印尼的家兄家烈来信，请家炳去印尼，帮助照料生意，他则想回大埔探望母亲和妻子。
客家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男人在家乡取妻生子后，男人到外面去创业、闯荡，妻子孩子都留在家里，照看上辈，有的男人一出去就是几年、几十年，正由此，才造就了客家女能够独当一面的能力，可是说，客家女是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女人；还有，就是有的男人在外边取妻生子后，也是不能经常回家，家里的长辈无人照料，便在家乡再娶一房太太，这一房太太的职责之一就是替丈夫照看着家，丈夫十年八载回来一次，或是三年五载回来一次，只有这时，才能过上夫妻生活，但是，她们以特别的精神对待这个婚姻，这就是客家女的特别信念。
家炳兄家烈也一样，独自一人在海外，母亲妻子在家乡，这回，要回乡省亲，田家炳想到哥哥长年在外，想念妻儿老母是情理当中，并且，母亲年龄也大了，应该让哥哥来家照顾。
田家炳便接受了哥哥的邀请，于1939年秋，由越南乘海轮，越过南洋群岛，到达爪哇岛的万隆，找到兄长所在的山区。兄弟相见，涕泣涟涟，乱世飘零，远在异乡，畅叙桑麻，更是悲喜交集。
家烈先生让家炳跟他的大儿子沧先，经营自己的商店，他自己则准备回国探亲。
家烈在万隆经营着一家土杂洋货商店，一方面卖日用品，另一方面从当地土著居民手里收购土特产，如木薯、咖啡、芝麻、椰干等。
天意从来高难问。
田家炳到印尼不久，家烈兄便染上了重病，卧床不起，不过几个月就去世了。田家炳刚来印尼几个月，哥哥就这么走了，他还没学会当地的语言呢，与当地人交往尚有困难，惶论其他。
哥哥经营的土产洋杂商店，一方面，经营一些家庭日用品；另一方面，主要从当地土著民那里收购土产，再转卖给生产厂家，比如木薯、咖啡、芝麻；但最大的一宗是收购椰干，椰干可以加工提取椰油。生意还是挺红火的。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到印尼不久，哥哥就一病不起，几个月就去逝了。更令我悲伤的是，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嫂得到哥哥去世的消息，因哀伤过度，没有多久也去世了。我不得不同时挑起两副担子，抚养四个侄儿，并和大侄儿沧先经营哥哥留下的产业。
有多少个夜晚，田家炳是在不眠之中渡过，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仰望星空，他希望玉瑚公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儿子的处境，他无数次的祈祷，希望能够听到慈父的指点。
“靠人靠天不如靠自己”，田家炳仿彿听了父亲的教诲之声。一切重新开始，一切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这时，谁能够帮你呢！语言不通，就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语言，田家炳在处理完商号的事务之后，争分夺秒地学习印尼语和文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连说带比划，基本上能够与当地的居民进行沟通交流了，不到一年，就可以用打字机直接打印商务往来文件而不必事先拟稿了。就这样，他很快就使家烈先生遗留下来的的业务有了迅速的发展，生意日隆。
当时商场上常采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法做买卖，这与田家炳儿时所学《治家格言》并不相符：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当时，印尼的土著居民还是非常淳朴，不识机巧。有些商人便利用他们的淳朴幼稚，进货时压价，出货时抬价，大斗进，小斗出，加以剥削。田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尤其是为了生存，自己有时也不得不做些违心事，每逢此，他都会想玉瑚公的教导，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田氏家族也许真是遗传基因吧，乐善好施是其家的传家宝？
为适应市场，要说些虚假语，总觉于心不安。
田家炳想到，自己现在却违背了田氏的家训，做着大斗进，小斗出的事，虽说是合理之事，但终是意难平。这种双重人格的求生手段与方式，使田家炳内心异常痛苦，几次想放弃这种行当。
语言的障碍虽说基本克服了，但还是有一个困难却不好克服，那就是商业竞争中的欺诈问题。当时印尼土著居民非常淳朴，可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不懂商业技巧。收购土产品的商人交替采用两种不正当竞争手段：一是入货时压价，出货时抬价，甚至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二是买入时故意将买价叫高，而在买入的土产品的斤两上做文章，就是用“鬼称”取巧，而在卖出时将卖价叫低，除了以质量上以次充好，也在分量上玩花活。这两种手段，既坑害了生产者，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时为了商行的生存，而不得不按这种“潜规则”行事，使自己在良心和精神上备受折磨。我每诵读《治家格言》“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刻薄成家，理无久享”的时候，总是感到内疚，也觉得对不起教诲我的先父。我不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所以，一直想结束土产洋杂商
店的生意，尽管单从所谓的经济效益上看，我们叔侄二人的经营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能按自己堂堂正正的经商理念开展经营，那日子简直像鱼游釜中，如不及早摆脱人格和经营活动的矛盾，就会陷入更深、更大的痛苦中，使自己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因此，我还是决计退出商业领域，另谋他业。
上天怜人。摆脱这种求生方式的契机来了，但是来的太痛苦，令人不愿回首，令田家炳不堪回首。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十二月，进攻印尼。印尼的宗主国何兰军队不堪一击，日军势如破竹，于第二年三月占领全部印度尼西亚。田家炳所在的地区，属于海边，被日军划为军事地区，不准外侨居住，并限令外侨一月内迁出，而且不许带走任何财产！
我设计退出商业领域， 为追求人格的完美， 为寻求一条更理想的人生道路。但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下限令一个月内迁出，以致使我们叔侄二人经营的土产洋杂商店不能不关张，使我感到愤慨！愤怒和和愤恨！我们和其他外侨被迫迁离原住地，也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寇的铁蹄践踏到哪里，哪里就没有安宁与和平，哪里的人民就要遭殃和遭罪，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的爱国心。
这样，田家炳又一失去了靠山和财产，家兄的去世，财产被抢夺，慈父去世，财产又被抢夺，在短短的几年，田家炳就遭受了人世间的天堂和地狱般的生活，这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多少个日日夜夜，何去何从？怎么生活？田家炳再次陷入痛苦之中。
日军对印尼华侨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离开他们所划定的军事区的华侨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我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落入日寇的手里，更愤恨日寇用攫夺来的钱去支持其侵略战争，所以，我在离开万隆时，把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装在罐子里，深埋地下，一部分留给侄儿维持生活。在那样的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我不敢把钱悉数留给侄儿，怕给他们招开杀身之祸。
就这样，田家炳的第二次创业，也是被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断送。这让田家炳更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发展，是和他的国家的兴旺发达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他的人民就是再有本事，最后，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也注定是一场空！
那时印尼币十分重，带在身上躲不过日军的盘问和搜查，所以，才把一半的钱埋藏在地下。当时也没有想到，日军一占就是好几年。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后，荷兰又先后发动两次殖民战争，企图重新占领印尼，遭到印尼人民的抗击。待稍稍安定以后，我回去一看，我当年埋钱的地方已建起了房屋。这笔钱我虽然失去了，但没有落入日本占领军的腰包就好，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田家炳就样身无分文地来到了雅加达，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一个曾经拥有数百万资产的人，转瞬之间一无所有，那是多么大的打击，如果意志脆弱一点的话，就可能再也也没有信心和勇气重新站起来，是什么使田家炳不怕打击，不屈不挠地重新踏上奋斗之旅呢？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我！我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血，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客家精神是我生命的内动力！而我的一生能够鼓足勇气、锲而不舍地去奋斗，跟深深铭刻在我脑际的“勤、俭、诚、朴”四个字有很大关系。
天无绝人之路！
当地，雅加达有位大埔籍的族人田国璋先生，他对田家炳的为人上有所闻，很地赞赏田家炳，他开办一家五金工厂，听到田家炳的境况，便邀请他去自己的工厂帮忙管理。田家炳一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去制琐厂管理生产。田家炳接任后，首先虚心学习生产技术和知识，同时，细心观察影响生产的问题。没过多久，田家炳就对于锁的有关知识技术了然于心，同时，也了解到，影响生产的最大的问题是工人中间分帮派，互相扯皮。原来，这个厂里的工人来自广州和上海两个地方。广州帮负责制造配件，上海帮负责组装，这两个帮的工人，同行相轻，互相拆台一个几十人的工厂，竟成天有扯不完的皮，产品的数量、质量当然不断下降，亏损不小，工人的工资、就业也受到影响，后来，上海帮的工人干脆走了。田家炳上任后的具体任务，就是把上海帮撂下的组装线恢复起来。病根找到了，田家炳便对症下药，把配件车间和组装车间的责任明确区分，使两个车间各尽其责，同地，把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张榜公布，让每个工人对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厂工人双方的经济收入都大大提高，他的管理，受到田国璋和工人上下的欢迎。田国璋又把属下的几个厂交给他管理。
从1942年到1945年的三年间，田家炳在田国璋先生的工厂里，获得了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经验，这些经验对田家炳未来的发展，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甚至与世界的命运是相联的，至少，那些做出一番大业的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息息相关的。
日本人投降了，印尼全国混乱不堪，但是，雅加达作日为首都，局势还是相对稳定的，这是有利于实业的发展。田家炳先生以独特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务实的分析，他决定在印尼创办实业！他分析了印尼的天然条件及经济状况，他决定创办一个树胶厂，名为“超伦树胶厂”，就是希望把这个厂做得卓而不群。
印尼出产天然橡胶，印尼的百姓熟悉橡胶生产，原料和人力都不成问题，树胶可以用来生产很多日用品，如雨衣、胶鞋、轮胎等。战后，不仅印尼的市场物资奇缺，就周边的国家，也缺少这些物资，因此，销路也应该不成问题。
就这样，决心下定。田家炳没有资金，首先向他施以援手的就是田国璋先生，其他大埔籍的华侨也愿意借给田家炳资金，支持他的事业。
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这是田家炳先生在海外第三次创业了，这次则是他投向实业，开始实现了他的人格追求和事业追求的和谐一致，田家炳说，这是人生难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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