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林悠悠

------ 新桥学农轶事 -----

天端

 上一篇写了萧山学军的往事，勾起了同学们对那段遥远岁月的回忆，还有趣吧？好，我再来开一坛陈年老醋，同学们尝一尝味道咋样？

（一）

初三的时候，我们到余杭临平新桥公社学农。新桥公社距离杭城大约有30到40公里的路程。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的，是坐那种没有座位的 “棚车”，也就是运货的闷罐车厢。“棚车”车票是当时最便宜的客车票。满车厢的人像沙丁鱼似地挤坐在堆满铺盖卷儿及装有脸盆的网线袋儿的地上，看上去比民工还民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坐火车。

我母亲提起过她“大串联”去北京见老毛时，坐过“棚车”，由此，我对“棚车”曾有过一种神秘的向往。然而，当车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以后，我才发现，我分明就像是小虫儿爬进了大铁盒，全然没有想象中的浪漫。车厢里幽暗闷热，看不到外面的光线、看不到美丽的风景，只听得见火车车轮撞击轨道的那种单调乏味、沉重却让人昏昏欲睡的节奏声。这种声音在黑暗中带给人的是那种不知驶向何方、不知何时到头的茫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要坐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在黑暗中，凭着火车的停止和启动默默数着站头。

没想到路程并不远，从艮山门数到第三个车站我们就下来了。感觉还没有坐够。

走了一段路，就看到了一片村庄，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新桥公社五星大队。

那是江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村里有一条河，男生和老师们都住在河的北面，女生分两个组分别住在河南面的12和13生产小队。我住12小队。我们被两人一组分到农民家里。谁和谁住，住哪家都是领导们安排的。

在这之前，我们曾有过几次集体生活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住到老乡家。就像坐“棚车”那样，想象和现实其实有天壤之别。

（二）

我母亲曾下放到临安山区和农民“三同”过—即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母亲天生脾气好，没架子、尊重老乡肯吃苦，和房东关系搞得特好。我母亲回杭后，咱家就成了“客栈”，山里人游西湖逛灵隐，喜欢成群结队而来，一来就要在我家进驻至少一个班的“兵力”---十几个人。我家那本来就不宽敞的教工宿舍总是被挤得满满的，我父母的房间挤满不算，我和我姐的床上也要睡四、五个人，为了省空间，大家只能一正一反、头脚错开地睡。山里人也许没有洗脚的习惯，也许是为了帮咱家节约用定量煤球票买的蜂窝煤烧的开水，总之，她们都很客气地省略了这个程序。我睡觉的时候，一左一右，两双陌生人的大脚近距离地贴着脸，象烧饼夹油条似的，有点不习惯，但我决不敢流露出一丝一毫对客人的不敬。母亲再再教育我们要尊重贫下中农，说她在农村时，房东和乡亲们把她视作一家人。母亲的话，我恭敬并且从命。我们全家人对乡亲们的热情接待，自然给了我母亲的房东极大的面子，纯朴憨厚的她，不停地在同伴们面前炫耀：“我没的说错吧？X老师是好人。” 乡亲们全都点头称是。农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土特产，像山核桃啊、笋干啊，全是我喜欢的，我母亲也回赠他们肥皂、白糖等当时农村相当稀缺的物品，一时间，“城乡差别”消除，共产主义在我家暂时实现。

我很羡慕母亲和房东的这种亲热关系，心想只要自己做得好，我也能给家里整来一大帮“亲戚”。抱着这种心态，我“屁颠屁颠”地去了房东家，一路上想着，我的房东大妈不像我母亲的房东那样，会来村头翘首眺望，总会在家门口笑脸相迎吧？

长长的一溜平房，房前有条泥泞小道，我们踮着脚，生怕踩着鸡屎。赵萱和列阳住进了最头上的一家。我们继续往里走，一路上房子比较破旧，还有几座茅草屋，同学们一对一对地都住进去了。最后剩下小旦、小芳、老米，还有我四个人，走到了路的尽头。路的尽头有座房子，砖墙黑瓦，外观看上去是村里最新的一座，我们眼睛一亮，暗暗高兴，运气真不错！

这座房子有两户人家，是两兄弟，小旦和小芳住进了弟弟家，我和老米住进了哥哥家，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两家虽一墙之隔，但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房子外观好，里面其实很差，泥地，光线黑暗。堂间和灶间连在一起，灶间里堆满着稻草，烟熏得黑黑的，灶台旁有只大大的水缸。我们跨进房东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笑脸。相反，一走进室内，就感到一阵阴气袭来，令人压抑。

除了男主人招呼我们外，房东家的女主人理都没理睬我们。那家有一个大妈、一个媳妇，我恭恭敬敬地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只嗯了一声，就闪身躲开了。男主人是生产队副队长，看上去憨厚能干的样子。但他也似乎心事重重，脸上的笑容有点勉强。

男房东找来一块门板，要在堂屋间给我们搭床，堂屋间不大，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外别无家具。他准备把方桌挪开搭床。方桌旁有一扇窗子，是室内光线最好的地方，在床上看书应该不错。但我发现这扇窗子对着门前的土路，没有玻璃，用纸糊着。窗子很低，如果把窗纸弄个洞的话，手甚至可以直接伸到床上。我担心了。那时农村治安不好，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拉帮结伙地在各个村子乱窜，要是他们盯上我们这些年轻女学生，到时他们爱怎么窥就能怎么窥，爱怎么偷就能怎么偷了。

我环视了一下堂屋，发现朝里墙角有个小柴间，就问，我们能睡那个小柴间吗？

小柴间很小很脏很乱，放满了农具，门板根本放不下，房东为难地摇摇头。我说没关系啦，我睡地上就可以了。房东看我确实不愿意睡窗边，就在靠小柴间门口的那个墙角为我们搭了门板，离方桌不远。

我这个换位子的决定当时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曾想，三个星期之后，竟然“歪打正着”，成了我这一生中最“英明伟大”的“决策”之一！也是那个时候，这个堂屋的阴霾之谜才被彻底解开。

（三）

女房东不爱搭理人，我开始以为是她们“怕生”，就决定主动和她们“套近乎”。我想，“挑水、砍柴、扫院子”，做得比八路还八路，总会混个“鱼水情”吧？然而，我们的一切努力看来都是白费----她们根本不和我们答茬“拉家常”。

开头几天，我们吃饭也在房东家。那时正是青黄不接时期，很多人家里都断粮了。比如赵萱、列阳住的那家，家里人口多，有“五朵金花”，但女的工分少，口粮也分得少，这时一天就顶多只能两餐充饥了，而且顿顿清水稀饭。那时的农民真很可怜，公粮不管丰收还是歉收，都必须交足，交不够就只能用自己的口粮顶。一到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们就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挨饿境况。“种粮的没粮吃”，让我很困惑也很感慨，心想，什么 “天大地大恩情大”啊，老百姓的忍耐力，才是比天大比地大呢！我的房东是管副业的生产队长，家里条件尚可。当赵萱等同学跟着房东一起挨饿的当儿，我却能吃到他们默默递送过来的盛得满满的白米干饭-----尽管他们自己吃得不多。他们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阴郁冷漠，但这种款待客人的无言行动，却已如冰在我的心里释成了热流，让我受宠若惊，让我感动得直想流泪！

不久，队里考虑到学生都交了粮票和钱，却因为房东家境的不同，有人吃得饱，有人吃不饱，不太公平，就决定为学生单独开伙，集体吃饭，由带我们的那位“贫下中农大妈”掌勺。

我们的菜千篇一律，就是-----青菜加咸菜。没有一星点油花，因此人人饭量大增。不过，青菜倒是挺新鲜的。大妈把刚浇过粪的菜从地里割来，“嚓！嚓！嚓！”快速切成小块，放进一个大竹筐，“哗啦！哗啦！”地在那条黄泥色的、人们正在刷马桶洗衣服的河里涮了几下，就算洗过了。然后倒进一口很大的铁锅，装模作样地翻几下，“炒青菜”大功告成。亲眼看到整个操作流程的我，实在没办法“眼不见为净”，心里直犯嘀咕，“这卫生吗？”还好，很快，“理知”战胜了感情----我的“理化知识”告诉我，细菌100度以上都会“光荣牺牲”。可不是吗？当那口大铁锅热气腾腾地打开的时候，牛顿的孙子的孙子的“牛逼第一定律“马上得到了证明：在没有油水的条件下，肠胃的“蠕动作用”一定会大于或等于“心理作用”，而且方向相反！

菜吃到肚肠发青，饭却常常不够吃。尤其“严峻”的是，一个锅里吃饭，男生和女生的“阶级斗争”上升成了“主要矛盾”。记得那柴禾烧出来的米饭真是好吃，尤其是那锅巴，早早就被大家“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了。当大妈一声令下，“可以去拿了！”，同学们个个猛虎下山，奋勇争先！无奈，男生彪悍，每每争得先手。女生抢不到，只好“议”苦思甜，自叹命薄。不过，男生也有“比雷锋还雷锋”的时候，比如，那次极其难得的吃肉机会，不吃肥肉的女生都得到了男生争先恐后的“帮助”。

吃饭还算过得去，上厕所最是麻烦，尤其是晚上。当地农民的习俗是把马桶放在床头，我和老米要上厕所的话，就得蹑手蹑脚，贼模贼样地摸进房东的卧室。“潺潺泉声”吵醒人家好梦不算，还要在人家夫妻俩的头边公开“亮相”，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家人，实在难胜一家人。那时，农民视粪为宝，“肥水不流外人田”，农村治安不好，别说我们晚上不敢出门，“肥水”房前屋后的“出口转让”也是对房东的不敬。所以这事让我们挺犯难。

离住处很远的大路上有个“公共厕所”。那就算是给集体积肥吧，理由冠冕堂皇。但是农村的“公共厕所”实在很难让人恭维。通常就是一个小茅屋，放一个大缸，垫一块木板而已。估计人们把上厕所叫做“蹲茅房”就是这样来的。厕所里臭气熏天，苍蝇横飞，我敢断定这些黑头将军们和那些黑压压地占据灶台“高地”的“子弟兵”们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农民们说这叫“饭苍蝇”，打不得，打死了要没饭吃的。厕所没有门，也就罢了，想不明白的是，开口明明可以背对马路，蹲起来至少可以隐蔽一些，但奇怪的是，所有的厕所都是“面朝大路八字开，有需人人可进来”。男女不分，公开透明，毫无隐私可言。

条件如此，我们也只好认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女生们约好集体行动------在厕所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铜墙铁壁”一围，大家“轮流上岗”----这几乎成了我们睡觉前必做的功课。

（四）

新桥公社是个蚕桑之乡，除了种水稻外，养桑是他们的主要副业。我们刚去的时候，“双抢”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主要劳动就是采桑养蚕。

我小时候很喜欢养蚕，常常为采不到桑叶而犯愁，找到一颗桑树就像找到宝贝似的。实在采不到桑叶的时候，还到离家比较远的庆丰大队的桑林里去偷采过桑叶，每次都“做贼心虚”，提心吊胆。

现在，大片大片的桑林就在眼前，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我小时候采桑叶，采到十几片就心满意足了，这回可是一大枝一大枝地剪下来，一大把一大把地撸下来，一大筐一大筐地抬回来。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活挺容易。但马上，我们细皮嫩肉的手就吃不消了，没撸几把，手上就起了血泡。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不行，效率明显降低。

幸亏我们老“愚公”学得不好，没有“智叟（授）”，还能“自学成才”。懒人自有懒人福，“懒”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找来了棍子，做成夹子。用夹子夹着桑枝一撸，不仅避免了皮肉之苦，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开始我们还担心农民批评我们不好好磨练“铁手板”，没想到，他们“啧啧”议论，“依拉到底是喝过墨水滴啦！”

一筐桑叶超过了一百斤，我们挑不动，只好两个人抬。桑林里沟沟坎坎，顾了筐子顾不了脚下，抬得跌跌撞撞的。赵萱带头唱起了“能挑一百斤，不挑九十九。……”，这个歌真管用，大家跟着一起唱，就像喊号子一样，脚步齐精神足。烈日当照，我们的脸上洋溢出了“铁姑娘”的“血染风采”……

我们刚去的时候，蚕很小，用不了几筐桑叶。但农民们已经议论纷纷，担忧桑叶不够。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沧海桑田，大片大片的桑树还没有开摘呢，怎么会不够呢？后来，蚕长大了，不幸真被农民说中，桑叶果然产生危机！最后几天真是惊心动魄，农民们为了“丢卒保车”，大匾大匾地把蚕往河里倒。那些蚕都已经透明了，再过几天就可以结茧。养蚕的同学心疼得哭成一片。

蚕结茧的时候，我们起血泡的手也结满了茧。突然体会到，什么叫付出血汗，什么叫付出感情……

（五）

学农和学军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部队时我们是被“强制管理”的，而在农村，我们享受到了“民主自治”。

我们的班主任叫王小武，很年轻，是个代课教师。小武老师温和善良，几乎没脾气，甚至还带点害羞。我们女生都很喜欢她。但作为老师，她的个性也成了她的“缺点”。她缺乏威严、优柔寡断，调皮捣蛋的男生就把她当“软柿子”捏。学校担心她管不了学生，就派了刚调来不久的张美卿老师来协助她。张老师其实也是个菩萨心肠的好老师，但那时职责所需，她扮演了“黑脸”角色，认真严肃，一本正经，学生们都有点怕她。好在男生顽皮，老师、工宣队全坐镇河北 “亲理朝政”。河南，咱们“妇女”就得到了彻底解放。

我和赵萱打理12队的女生，翁真和李敏负责13队的女生。

赵萱是我形影不离的“哥们”。我俩小学就在一个班，中学住校时又是“床友”，饭菜票都不分彼此。我俩星座一样，因此个性相近，意气相投。赵萱聪明活泼、大度厚道，既像男孩子那样贪玩，又有女孩子的稳重，人缘好，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她身上有一种很纯的童心，这种童心似乎只有我俩能够相知相惜，共鸣共悦。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个人的时候胆小如鼷，一有伴的话就如虎添翼。换个比方，我就像是一个方向盘，没有引擎的话，我寸步难行，而一旦有了动力，我可以驼着一车人横冲直撞。赵萱于我，就是这么一个“引擎”。我总觉得我们俩人有“灵犀之通”。记得有一回，我俩去看电影，回来迟到了，同学们都在等候我们主持一个班级活动。心直口快的翁真像小钢炮一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们，为了低挡她的“炮火”，情急之下，我和赵萱你一句我一句地编了一个古怪的理由。那理由竟编得毫无破绽，以至于几十年以后翁真还记忆深刻、深信不疑。有趣的是，编那个理由前，我和赵萱都没做任何商量，完全是信口胡扯。完了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听起来像是一个人说出来似的？

有件事更使我终身难忘。

我们学校有个老头，一头白发，戴着眼睛，非常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不知何故，这个老头被发配管劳动，成天一个人挑粪浇水，刨地锄草，埋头干着粗活。我和赵萱猜想他可能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成了“牛鬼蛇神”，就有点同情他，想去帮助他。但这老头很怪，我们几次揽活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一天，我们看到他一个人在厕所边舀粪，就又去找他了。他说，“你们干不了的，这粪要用三轮车运到黄龙洞的农田去。”黄龙洞离我们学校有一大站路，我们学校在那里有一块“学农田”。

赵萱怕又被他拒绝，急了，指着我说，“没事，她会骑三轮车的！” 老头一脸疑狐地看着我，明显不相信的样子。

我听了这话也心里一惊，因为赵萱明明知道，我根本不会骑三轮车。但由于平常我们想做的事，总会想着法子去做，这回儿，听她如此一说，我猜想她可能想用什么“计”了，就赶紧顺着杆子往上爬，很肯定地吹牛说，“是的，是的，我会骑的。”

此“计”果然奏效！我们那年龄的学生会骑三轮车的很少，女的更是稀罕，老头有点意外。看我俩态度诚恳，说辞又一致，老头终于被我们说动了。他把一担满到几乎要流出来的粪放到了车上，把三轮车交给了我们。

三轮车到手了，不会骑，那就推着走吧。我在前面把方向，赵萱在后面推。但是，当我们从厕所走到校门口，我就发现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三轮车不能像自行车那样贴着身体，推起来非常难。我发愁了，才走了这么几步路，就如此吃力，到黄龙洞还有那么远的路，咋推得过去啊？

这时，赵萱“蹭”地一下跳上了三轮车，说，“那你就骑吧！”

你疯啦？我不会骑三轮车，要是我冲到路边，翻到沟里，把你摔了不说，你一身粪肯定无法幸免！我一点也没吓唬她。小时候，徐珊曾经把她父亲的三轮车偷出来让我们骑过，我一上去就冲到路边的树丛里去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敢上过三轮车。

但是，赵萱说，“我相信你，你不敢把我翻到沟里去的。” 她的脸上一副坦然的样子。她的身边，一大桶粪正在晃晃欲出。

就是这句“我相信你！”把我“逼上梁山”，我硬着头皮上了。老头那儿牛皮已经吹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说了不做到更不行！

从我们校门口到黄龙洞有一段很陡很长的下坡路，路的两旁都有水沟。本来我担心下坡车速快，我会控制不了车子冲出路面，但骑上车以后，我发现，因为不用踩轮子，我可以全神贯注地对付车把。我回忆了一下小时候那次失败的经历，悟出骑三轮车不能像骑自行车那样用身体平衡，必须靠手劲来把握方向。我用这个办法一试，果然如此。等我冲完了下坡路以后，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控制三轮车方向的技术，再踩轮子时已经做到了轻松自如，熟练得有点像老师傅了。就这样，我学会了骑三轮车。

当我们把粪从车下安全卸下来之后，赵萱冲着我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则望着粪，后怕得有点不知所措。人的潜能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没有赵萱那句 “我相信你！” 的信任，如果没有她不顾安危敢作“小白鼠”的勇气，我的这个“潜能”没准就和我失之交臂了。苍天在上，不用烧香跪拜，不用歃血盟祭，这种“过命兄弟”般的情谊，已经像那海碗浓酒，足以让人陶醉一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得不感谢上天，在我生命的一个时期，给我派遣了一个天使般的朋友！那时，我们班成立了一个“学雷锋小组”，全班同学基本都参加了，每星期一次的小组活动，实际上就成了每周一次的班级活动。我们坚持了好几年。记得我们曾经到留下志愿军英雄杨根思连参观，曾经到玉泉茶室跑堂扫地，曾经到西湖面馆当营业员，曾经到植物园搬花除草，曾经到黄龙洞山上帮解放军抬木头，……，爬山、划船、看电影，公园猜谜等等，各种公益活动、游乐活动数不胜数。每次活动，都少不了赵萱这位“大将”的策划和联系。在十年动乱最无聊的年代，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了我们的生活，充实了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由于老师从不参与这些活动，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早早学会了“独立”。

所以，有赵萱和我一起，我底气十足。有我们两个人“维持”，“皇军也大大地放心”，老师们偶尔会来我们村巡视一下，工宣队则一次都没“进庄”。

（六）

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我们开始“疯玩”。

农村没有娱乐，也没有书看，雨天或下工后，我们闷得慌，就玩起了扑克。一玩就玩了个昏天黑地，甚至把老师也“拉下了水”。

被我们“拉拢腐蚀”的对象是王小武老师。她一来，我们就拉她打牌，她不会，我们教。她打牌的“天赋”实在差，每次只好她拿着牌，赵萱等人在后面为她支招，小旦、小芳等同学则故意输牌。小武老师一赢，自然是兴高采烈，兴趣更浓，最后竟求着要我们和她玩牌。

打牌不赌钱，纯属娱乐。然而，玩牌毕竟是个“赌博”游戏，我们一开始还有点心心虚虚，生怕挨批评，老师“下水”后，我们就 “肆无忌惮”了。

临平镇离我们村很远，我们想去玩，但擅自去，怕被工宣队批评。我们听说那里有个日寇留下的“千人坑”，就让小武老师带我们去。她早就心痒痒想去镇上玩，正愁找不到理由，一听我们这“招”，正中下怀，于是就领着我们大摇大摆地去了。

那时的临平镇很小，很“乡下”的样子，不像现在，已经是个现代化的卫星城市了。我们去的那天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很萧条。没几家店铺，也没什么商品。短短的一条街，“11路小包车”一个“紧急刹车”，就从街头停到了街尾。同学们都说还不如浙大后面的古荡镇。我们的出现，像“西哈努克亲王”似地在街上有点招摇，人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可见，分布在不同大队的其它班级的学生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不遵守纪律”的。（注，11路小包车是我们那时对两条腿的代称）

转了几圈，不甘心空手回去，就买了一些钩针和线，以防万一打牌被禁止的话，还可以钩钩台布来打发时间。最后，我们去凭吊 “千人坑”，却发现“千人坑”并不在镇中心。于是，我们绕了很大的一个弯找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其实就是一片农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坑，更看不到累累白骨。我们只找到一块很不起眼的小石碑。

回来，这个“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逛街行动”，还蒙了个工宣队贫下中农的表扬。

玩，我们可以天马行空，但有一个“紧箍咒”，却让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那就是千万不能“伤害”贫下中农的“感情”。

生活上，我们极其“识相”。我们不敢去用房东家的热水，尽管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有什么限制。但他们每天就烧一、两瓶热水，我们用了他们就不够用，因此，我们洗脸洗脚都用冰冷的井水----像临安老乡为我家省煤球那样为农民省起了柴禾。平原地带的农民家家用稻草烧火，柴禾确实也挺紧张的。程红和翁真同住，程红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印尼归国华侨，家里条件比较好，记得还有我们十分羡慕的手风琴。程红每天用热水洗脚是她“不二”的生活习惯，没热水她简直活不下去，于是，“大小姐脾气”一犯，硬要房东为她烧水。为此，她没少挨翁真的批评。程红很委屈，但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她的这种可怜但 “犯忌”的要求也得不到我们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和同情。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不“惹事生非”，但一个意外，还是差点让我们“阴沟翻船”。

（七）

我们村有口井，同学们都在井台洗衣服。一群农民小孩也常常在井台附近玩。全村就那么一口井，人多了要排队轮流打水，我们不想等就跑回来继续打牌，把衣服留在井台。谁知，回去时发现，有人偷偷拿泥巴放进了我们刚搓好衣服的脸盆里，害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洗。对此，大家都一肚子窝囊气。有一天，小芳的衣服被放泥巴了，她刚重新洗完，一转身又被放泥巴了。这回“人赃俱在”，她抓住了放泥巴的“罪魁祸首”-----一个十岁出头的嬉皮笑脸的小男孩。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连着两次被放泥巴，小男孩又拒不认错道歉，一向脾气温和的小芬气坏了，她抓起一把泥塞进小男孩嘴里，愤怒地说，“你把泥放我的脸盆，我就把泥放你的嘴里，看你还再敢放不？”小男孩吓哭了。一群农民小孩全吓得逃走。

我知道这件事后也慌神了，如果小男孩的家长是贫下中农，小男孩向家长告状，家长再去找工宣队闹，这篓子可就大了。我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子女，本来就是来“改造”的，人家稍稍 “上纲上线” ，说你是“阶级报复” ，“用泥巴堵贫下中农的嘴”，那可是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赶紧明查暗访吧，看看是谁家的种儿！我们逮个小孩“审”个小孩，询问小男孩的“出身”。可小孩子们谁也说不清楚，有的说是“贫下中农”，有的说是“富农”，搞得我们心神不宁。我们当时真希望这男孩是个“富农”小孩，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他老爹“控诉”我们了。可想想又不会啊，“富农小孩”一般会比较老实，只有没人敢得罪的“贫下中农小孩”才敢使坏。

查了半天查不出是谁家的，我们只好提心吊胆。第二天我们到田里插秧，突然水田里出现了一条蛇，大家都吓得逃开。我也很害怕，平常碰到蚂蟥，我狠拍一下就能解决，要是被蛇咬了，蛇胆不破人胆先破！怎么办？回到水田有危险，不回水田，插秧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就在我们一愁莫展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出现了。我想糟了，这小子别又来找我们什么麻烦了。只见他笑嘻嘻地说，我帮你们捉蛇去。不一会儿，他叫了起来“抓到了！”我看到他捏着蛇尾巴，使劲地抡着胳膊打圈，我吓得大叫危险，他笑着说没事。

我听说过“打蛇打七寸”，没听说过“打蛇抡尾巴”，这让我很惊奇，同时也有点担心，他别“阶级报复”，把蛇甩到我们身上来。就见他玩呼啦圈似地抡啊抡，最后那蛇果然一动也不动了。小家伙得意地解释说他把蛇的骨头抡酥、抡脱节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小子真是又勇敢又聪明啊！我赶紧可着劲表扬他。小家伙被我一表扬，自豪得比蛇骨头都酥了，“英雄救美”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我才知道，他被小芳那么一“整”，知道了我们的厉害，正想找机会讨好我们。而我们呢，也正想找他“和贫下中农改善关系”。谢天谢地，一条蛇在正确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了，以它宝贵的生命完成了“大使”使命，成全了我们的“和平会谈”。“堵贫下中农嘴”的危机总算一笑泯千“愁”。

自那以后，这小男孩总是“姐姐长，姐姐短”地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前面割稻，他领着小孩们在后面帮我们捡稻穗、搬稻草。他是小孩子的头，他一安分，其他小男孩也没人敢和我们作对了。真是“不打不相识”，感谢小芳，“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件事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没有想到，男生那边却真捅出了一个大“篓子”。

（八）

那天老师们外出开会，嘱咐我照看一下学生。收工后，我去翁真和李敏的队里看了一下，然后独自一人沿着田塍路往回走。傍晚的田野，空气新鲜怡人。

新桥公社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带，四面无山。视野开阔。放眼望去，美丽的晚霞和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正在悄悄接吻，天和地像纸一样在地平线对折。炊烟袅袅的村庄，就像精美玲珑的玩具置立于这匹巨大的彩纸中等待包装。远处，一列黑色的火车驶来，犹如一把裁纸刀沿着地平线徐徐将包装纸剪开。被剪开的天地仿佛不愿分离，又跟在火车尾后渐渐合拢……

我走着看着，觉得自己也像是包装纸中的童话小人，心想，太阳落尽以后，自己会不会被裹进黑暗里呢？这样想着，不由加快了脚步……

突然身后有人把我叫住，我回头一看，三个背枪的人朝我急急赶来。

他们问我是不是学生，我说是的。那你赶快带我们去找你们的男生。为什么？他们闯大祸了！火车紧急刹车，车厢里的行李、茶杯都飞了出来，车里传来尖叫声。更严重的是，火车晚点20分钟！有人报告，看到你们学生趴在铁轨边……

他们说，他们是铁路民兵，奉命来抓人。现在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刚刚上台的铁道部长万里正在狠抓铁路，晚点一分钟都要被严格追查！破坏铁路运输可以当反革命抓起来。

我脑袋“轰”地一下，腿都发软了。他们来势凶猛，口气、表情灼灼逼人，让人切切相信，此事非同小可！

民兵们的命令无可抗拒。不容我多想，我就被他们“押”着朝村子走去。

我在前面走着，后面的人扛着枪跟着，一霎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像领着鬼子进村似的，心里一阵紧张。他们说有“一群”学生，难道我们班的男生都去了？男生住得集中，他们这个时候通常会在我们平常开会的一个小礼堂里“扎堆”玩耍，民兵这一去的话，准能“一网打尽”。那年代，被民兵当“反革命”抓去，当场打死都有可能。即使不挨打，被抓过的人政治生命也完了。

我想起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看到过的一幕，一个可能是刚从法院出来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从她断断续续的诉声里，我知道了她的还未成年的儿子，仅仅因为旁观朋友打群架，就在“严打”中被作为同伙判了死刑。那个母亲的哭声是那么地揪心裂肺，那么地绝望无助……

老师不在，我本来是应该照看学生的，现在如果是我领着人把自己的同学抓了，那我以后还怎么面对同学，面对老师，面对家长，面对自己的良心？我脚步沉重，心里想着，“不行，绝对不行，我要想办法让男生躲起来！”

可我在民兵的控制之下，一个人，分身乏术，怎么办？

这时我已经冷静了许多，开始搜肠刮肚地想办法。我想我可以先到我们村，找个女生去通知男生。可是以什么理由去我们村呢？怎样才能不让民兵觉察到我事先通知男生了呢？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房东，我的房东是生产队副队长，我心里一亮！

我对铁路民兵说，“我知道男生住哪个村，但他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家。要不这样吧，我的房东是管民兵的队长，我领你们去找他，让他叫些人帮你们去找学生好吗？”他们听我说得有理，就同意了。

就这样，我把他们带到了我们村。第一家是赵萱的房东家，我假装问赵萱的房东有没有看到我的房东。赵萱的房东如我所期回答说没看见，但他一看到带枪的铁路民兵很好奇，就问他们怎么回事？铁路民兵就把路上对我说的话向他重复了一遍。趁他们说话的当儿，我赶紧去找赵萱，正好碰到来玩的阮玲娟。阮玲娟和王小武老师同住，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住在河对面男生村的女生。她对男生的住处比我们都熟。我立即让阮玲娟赶快回去通知男生躲起来。

这里，我继续领着民兵一家一家地问过去。每问一家，人家就会好奇地探问缘由，民兵就不得不停下来解释一番。最后，我估算时间差不多了，才把民兵们领到我房东家。

这时我已经放心了，房东领不领民兵去找学生都没关系了。我了解我们班的男生，像金翔、刘键等男生班委都是非常机灵的家伙，以前男生和女生在山上玩“抓特务”，男生躲在我们女生眼皮子底下，我们也找不到他们。只要这几个人通知到，那他们肯定可以组织大家及时隐蔽的。男生只要躲起来，拖到老师工宣队回来就好了。

我的房东领着民兵走了。后来我知道，房东带他们去找了工宣队，没找到，就直接去了公社。公社那天连夜开会，各大队的工宣队、老师、贫下中农负责人全去了，搞得很紧张。听说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可以想象他们和铁路方面的谈判不那么轻松。这也难怪，那辆列车是上海开往广州的49次特快列车，是当时国内最快的列车，事故造成了当日沪杭线和浙赣线全线晚点，影响不小，在狠抓铁路的关头，铁路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

通报事件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班一帮平常比较捣蛋的学生闯的祸。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2分钱的硬币被火车一压，会变成5分钱的硬币。“财迷心窍”的他们就去试了。当他们把钱放到轨道上，趴在旁边看的时候，火车司机误以为有人想卧轨自杀，就紧急制动了。

那些同学最后因为学校的极力保护，没有被抓走，但部分同学受到了当时最重的处分，被上纲上线地一顿猛批，领头的郝爱国被开除送回了杭州。我当时就叹气，缺乏常识啊！火车的气流那么大，硬币能在轨道上待得住吗？幸好火车上没有人员伤亡，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然而，这种好奇，不正是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会有的吗？

（九）

这个风波甫定，我的“噩梦”却开始了。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和同学们在房前的路上打牌，突然发现，不断地有一些陌生人进村来，他们都挑着担子。他们的担子里放满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型糕点，比如，做成元宝状的糯米糕团。我感到非常奇怪，那时农村很穷，大家都吃不饱，走亲戚不至于带这么多点心。当时也不是过年过节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挑吃的东西来呢？更奇怪的是，所有挑担的都是冲着我房东家而去。

咦？我房东家有什么好事情？我问村民，但大家都神神秘秘地闪烁其词。仿佛想瞒着我什么，我更疑惑了。

终于，平时和我们玩得比较多的赵萱房东家的女儿偷偷告诉我，这些人是来做“五七”的。

什么叫“做五七”？我一头雾水。小时候和母亲去过“五七”干校，没见人挑吃的呀。那女孩告诉我，“做五七”就是人死了五个星期后要做法事。说人死了灵魂还没死，“五七”时要回来。 “做五七”以后，鬼魂才会真正离开，人才算真死。

我那时还没有碰到过死人的事，完全是白纸一张。听到这里已经心惊肉跳了，再听下去更把我吓得呆若木鸡！

我的妈呀！原来，我房东的儿子在我们住进去的两个星期前死了，而且，是上吊自杀！自杀的位置就在我睡的那间房间。具体地说，就是站在那张方桌上面----房东当初准备给我们搭床的位子吊死的！乖乖！我已经陪着“没死的鬼魂”共眠了三个星期！当初要是没有挪床的话，我每晚躺在床上，岂不就会眼睁睁地盯着头上那根吊死过人的大梁浮想联翩了？

怪不得，我一走进这间堂屋就有一股阴森之气！怪不得，我的房东一家那么阴郁寡欢！怪不得，所有的人都躲躲闪闪地瞒着我什么！

按照农村习俗，这天半夜12点钟，他们要在死者吊死的位置，也就是我的床边，烧他生前的衣服和用品，同时要嚎啕大哭，向灵魂告别。我要命的想象开始折磨我了！烧衣服的臭味，会不会和烧尸体的臭味一样？当子夜哭声大起，那个冤魂拖着舌头来临，自己会不会魂飞魄散？

我隔壁的房子是个茅草屋，光线幽暗，农民说那房子的梁上有条大蟒蛇，这已经有点吓人；李玲的房东家有一口寿材，李玲她们就睡在那玩意儿旁，我每次看到都心惊胆颤；现在，“吊死鬼半夜三更要回到我的床边”，我的心理防线简直要崩溃了！

我找到张美卿老师和小武老师，请求她们帮我向房东请一晚上假，去别的同学处住。谁知，两位老师死活不答应，说现在正是贫下中农最悲痛的时候，我们一离开，会被认为是“对贫下中农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天哪！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半夜里，我在现场，满屋子的人都在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嚎啕大哭，我不这样哭，会不会也被认为是“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啊？

看到连老师也不肯“拉兄弟一把”，我失望之极，绝望之极，心一横，说，“你们不去说的话，我就扒火车回家了，我来的时候已经记住了有几站路！我回得去，也绝对说得到做得到！”

在老师眼里，我一向是理性的人，这是她们第一次看到我如此之倔，一下被震住了。我要是“临阵脱逃”，一定会轰动全年级，动摇军心，影响恶劣，老师深知后果。她们只好很不情愿地去找我房东了-----我知道，她们想帮我，但她们确实不知道该怎样和房东说才好。

路上正好碰到我的房东。老师小心翼翼地一开口，敏感的房东就说了，“老师啊，你们不要客气，我的那些亲戚有地方睡的。” 他理解成了我们是想把床让给他的亲戚睡，竟客气地推将起来。老师也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心里那个急啊，没法形容！一眼看到小武老师身后的阮玲娟，脱口而出，“老师今天晚上要去公社开会，同学生病没人照顾，想派我俩去看护。”老师赶紧点头称是。

房东当然不相信这种“巧合”，但他更相信了我们“善意的谎言”是为了舍床礼让，顿时感动万分，握着老师的手像感谢亲人解放军似地说，“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

没想到，我期望已久的“鱼水情”竟在这样的情形下实现！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我终于“逃难”成功，不仅没有伤害贫下中农的“感情”，而且还意外地“赚”了一把他们的“感情”。惭愧的是，我的“感情”，不好意思，“大大地坏”。

那天晚上，我和老米挤到阮玲娟那里去睡了，与我房东家一墙之隔的小芳和小旦一夜没有睡着，隔壁房间里惊天动地的哭声把她俩吓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第二天我和老米回到房东家，发现我们的床果然被人睡过了。房间里一股烧布料的恶臭味，直到我们离开时都没有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