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田维华

（贵州省土家学会会员 思南县文化馆）

    摘 要：宋代以黔南路所建立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在捍卫南宋政权、元朝政权以及明初政权的军事作用。

    关键词：思播田杨黔军；夔路峡江之战；抗金之战；抗蒙之战；镇蛮之战

    一、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部击溃夔路峡江百万叛贼

    自隋朝起，历经唐宋数百年间的十大姓盟军，他们受命于历代帝王开辟黔中、开进黔南、始创贵州。这个历经数百年的军民集团，由于依托着君王正统的礼制，教化黔南，使之王化。因故，以君王治理国家的汉文化形成此方的主流。从而使得在位于鄂湘川黔之间以十大姓为主体的军民们，以习汉字为主，保留原始土著人风俗，凝聚成一个新型的民族（土家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土家族是汉族的一支支系。就是这个民族不仅具有了汉文化的素养，而且还具备了开疆拓土的精神。历史上就是这个民族的先世们以黔南路创建了贵州防御使。

    北宋末年，宋朝以黔南路创建贵州防御使军政区划后，位于两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必然成为宋朝一统贵州、威镇黔南的军政枢纽。为此，在宋朝御书《方舆胜览》中这样写道：“夔路奥区，思南要地，划地以守，变戎而华，虽曰黔中之地，实为徼外之州。固远华风，久渐王化，地环千里，籍虎符弹压之威”一统黔南贵州辖域。文史可鉴，思南凭籍乌江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宋朝开发黔南路战略时，思南就成为贵州一省“籍虎符弹压之威”控制贵州全省的军政要地。以下史料，足以证明宋代建立于思南的贵州防御使，在一统贵州的三百年间（1119—1413）做出了卓越的军政功绩。

    会天五年（1127）腊月，消灭北宋的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侵。一路由粘罕率兵从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宗辅与其弟金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路由任陕西诸路都统洛索与副统撤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陕西。金军三路纷纷南下进攻逃窜中的南宋政权，逼得高宗赵构带着残臣从商丘经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在金军从北向南席卷似的追击下，宋高宗只得逃到海上过着飘流的日子。

    《中国通史》说：“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追到明州（今宁波）并派海船追击高宗三百余里”之时，宋军内部出现了反叛南宋的势力。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368页史云：“是时，山东铃辖孔彦舟叛于潭、衡、岳、鄂、湖”反叛南宋而占据中南鄂湖之地。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七十八、《贵州通志》卷一367页引《本纪》史述：“高宗建炎四年（1130）秋七月，后军将王辟，陷归州（今秭归），调思（南）州田祐恭兵讨剧贼王辟；是年十一月，房州（今湖北房县）贼郭守忠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其志368页又述：“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剧贼王辟、郭守忠破归州入巫山，将拔翟塘关径入（四川），调田氏（指贵州防御使田祐恭）兵，田氏宣即就道，事急矣，可日夜兼行，不到一月至巫山，摧贼锋。贼还走保归州，再战，贼大败。收归州乘胜逐至房州、竹山（今湖北西北部）。当是时，峡外大小贼以十数，连百万，荆楚赤地数千里，至是以人为食，莫不妄意蜀郡（四川）富饶，人人垂诞，誓突入翟塘关，快其所欲（入四川），自田祐恭破王辟，郭守忠后，夔路军声（宋军）大振，自是群贼始不敢有意图蜀矣”。

    就在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领旨率部“摧败峡外大小贼，连百万”叛贼之际的西北川陕及中南两湖之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据《中国历史事大年表》、《中国通史》史载：“建炎四年（1130）宋张浚攻金，败于富平”。“九月金将宗弼，娄室率兵击败川陕处置使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史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破泰、通等州，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

    以史可见，历史上在北宋被灭、南宋方兴未艾之初，“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的退败情况下，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部却能“摧败后军将王辟，郭守忠剧贼百万妄意图蜀郡”另立山头的反叛之举。这一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历史上，如果没有宋徽宗此前旨令田祐恭以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始创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的存在。当金军将岳家军把守的湖北路湖北省、湖南路湖南省变成战争的火海之时；在金军击败川陕处置使张浚四十万宋军的非常危急情况下，倘若没有贵州防御使田祐恭麾下的黔军（即调田氏兵）在夔门峡江一带摧毁百万之众的叛贼，“妄意蜀郡的后军将王辟”一旦攻入四川，里应外合纠集“击败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的金将宗弼，娄室之部。如此一来，一场不可避免的以满族祖先的女真金完颜部，纠合串入四川的叛部后军将王辟百万之贼，其势必然会产生象潮水般的兵流，将会从南宋朝统下的长江西部四川、贵州等地，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幅圆两厢，以席卷之势裹灭摇摇欲坠中的南宋临安府（杭州）政权。这样一来，以满族祖先女真金完颜部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比明朝吴三桂引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提前五百一十四年（1130—1644）。可见，当年贵州黔军此次摧毁后军将王辟以百万之众图以川蜀反叛南宋的重大意义是：保障了南宋王朝在西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黔两省的安全，继而保卫了南宋在江南的政权。

    二、贵州防御使田祐恭挥师北上同南宋统兵主帅张浚共同抵抗金军入侵

    当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土家族先民十大姓黔军，在夔门峡江摧毁了剧贼后军将王辟、郭守忠连百余万妄意图以蜀郡，与南宋分廷抗礼之举后不久，宋廷于“绍兴二年（1132）以田祐恭保蜀勋劳、加华州（今陕西华县）观察使”（《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载），率领黔军从贵州开拔陕西华州至潼关一带设防抗御金军的入侵。

    据《贵州通志 田祐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史载：“绍兴三年（1133），金人侵犯梁阳（今河南郑县东），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集诸路（各省）将帅御之，公（指田祐恭）被檄（旨令）行，无逗留，既至，金人望风退去。赏军品鞍马等物，升通侍大夫。绍兴七年（1137），朝廷以公抚循夷民，备见勋劳，赠玺书金带；八年（1138），以母忧（死）解官（回思南祭母）；九年（1139），披命起复（接受命令重返抗金前线），仍领军州事。十一年（1141），以累大功，加边郡（边界郡治）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终计起来，贵州防御使田祐恭率领的黔军，自绍兴二年（1132）开赴陕西前线抗击金军南下入侵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停战为止，黔南路贵州防御使麾下的黔军，在陕西华县及河南郑县一带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

    三、消灭南昭国（云南）的蒙古大军在二十年间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公元1232年，在蒙古以“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的政治交易为基准的条件下，使蒙宋联军将相存一百二十年（1115—1234）金王朝灭亡了。南宋与蒙古按照政治条款应两国平分金朝版图。为此，宋理宗帝将这一大事寓意为“端平”二字成为当朝的年号。然而没想到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军分两路向南宋发起了进攻。蒙军攻侵四川，作为四川毗邻的贵州黔军 “思播田杨”，当即请缨前往川陕之地抗击蒙军。据《贵州通志》卷—382、383页引《通鉴》《宋史·珙传》史云：“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兵围川青野原，播州（今遵义）杨价请自效，许之，率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诏授雄威军统制”。《宋史·本纪》史云：“嘉熙元年（1237）四月，夔路铃辖，思南州田兴隆与元兵战于陕西潼关。”

    南宋为抗击蒙军作以长期的准备，于“淳祐四年（1244）诏播州人冉琎知合州（今重庆北），琎弟冉璞通判州事”前往四川。当贵州黔军十大姓中的冉氏兄弟二人，在合州等地经营了十多年后，终于构筑起以合州城为中心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堡。此城堡便成为蒙古汗王蒙哥的葬身之地。据《元朝史》181页史载：”公元1259年，蒙哥攻合州，七月，蒙哥汗帝被飞石击中，病死于军中，蒙古军解围北还”。

    《宋史》云：“时，舍人牟子才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黔军），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否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可见，黔军思播成为保卫四川的坚强后盾。

    蒙军打不进黔军出兵保卫的四川，于是忽必烈率大军绕道成都西北面，渡过金沙江入侵大理（云南）。据《元朝史》载：“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公元1252年，派忽必烈率军侵大理。1254年，忽必烈建立了云南宣抚司（为元朝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云南从此结束了割据五百余年（755-1256）的南昭政权，被纳入元朝一统的版图中。这是蒙古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省级政权。

    在云南建立宣抚司政权的蒙古军，准备从云南由“滇黔之间”打通贵州顺着乌江入长江东下席卷南宋政权。这使宋理宗帝很是忧心。于是，理宗帝于“宝祐四年（1256）五月，帝谕辅臣曰：秋防不远、宜事为之备、思播谓北兵留大理，招养蛮人为向导，此甚可忧，彼（指贵州思播黔军）不能支，骎骎（很快）及我，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兵，此事不可吝费，宜令思播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指军机处可调中央军）助思播”（《贵州通志》卷一387、388页引《宋史》载），理宗帝命令中央军与黔军思播共同抗击蒙军，制止蒙军由云南攻入贵州思南，从乌江饮马长江，图以达到消灭我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的目的。

    宋廷为阻制“蒙古军由滇（云南）入黔（贵州），”（《贵志》卷一388页引《大理传》载）从云南入侵贵州的战争动向，于是加强了对乌江腹地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的保卫工事。并于“宝祐五年（1257）二月，诏筑思南州三隘”。次年正月下令“相度在黄平（今地）、思旸（今岑巩）、播州（今遵义）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工役”（《贵州通志》卷一389、391页引《通鉴》载），于是构筑了以思南（今地）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半径的播州（遵义）海龙屯、团溪、依江界河天险，又筑瓮阳（今瓮安）、旧州（老黄平）、新筑黄平、思秉（今施秉）、福泉（今地）、镇远（宋廷为镇服远方的蒙军于1257年赐名镇远）、思旸（今岑巩）、镇竿（今湘西凤凰）等的弓背形城堡。以及构筑了从铜仁经凤凰至保靖四百里边墙，连接武陵山峦越千里屏障，令蒙军从云南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为此、蒙军只好改道于“宪宗九年（1259），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攻进长沙）”（《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蒙军绕过宋廷以军事实力武装起来的贵州，从云南攻入广西、湖南的蒙军在二十年间（1256—1277）也打不进贵州。

    四、元世祖忽必烈改宋黔南路贵州省为顺元路宣慰司

    南宋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省府——思南州城的拱卫堡垒之战，令蒙军二十年（1256—1277）攻不进贵州。直到南宋灭亡前夕的公元1276年冬月，当贵州三面被蒙军包围时，在元朝重臣廉希宪的说降下，贵州黔军思播田杨首领田景贤（二十一世）、杨邦宪以“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贵州通志》卷一397页引《旧纪》载）的政治条件顺降了元朝。元廷于公元1277年将相存了一百五十八年（1119—1277）宋朝的地方最高一级区划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的顺元路宣慰司，仍属于元中央王朝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05、408页引《旧史·纪》史云：“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田景贤，播州邦宪俱授安抚司（三品），以田氏为总管（省长），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赐思南州田景贤所部（黔军）军服，钞有差；二月命田杨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侍”北京。这是元廷中央政府在贵州唯一的对黔军首领田杨二家施行的人质政治交易的历史文献。文献信息表明，元朝时的贵州境内，只有土家族先民集团思播田杨之军加入了元朝军制的行列。穿上元朝军服的原宋朝贵州思播田杨黔军，成为元朝的新附军继续维持着贵州政权。当元廷中央政府稳定了顺元路贵州的形势之后，元世祖将“中统三年（1262）以潭澄为贵州都元帅宣慰司”攻侵南宋时所设的署称，终于在消灭南宋取得贵州之后，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设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于贵阳（时称顺元城）。由史可鉴，元朝建国之初，元世祖仍以宋代的“贵州”法定名称，在贵州设立“贵州都元帅宣慰司”，它与四川、云南都元帅宣慰司并存。忽必烈为避讳宋代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为政治中心，他选择了贵阳之地建立了元朝地方一级区划的顺元路宣慰司政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权很快就被反元的土酋土官们率领土著部落摧毁了。

    五、元世祖肢解顺元路入三行省的二十六年后，元廷再次复置顺元路宣抚司恢复宋代贵州区划

    元廷在贵阳设置顺元路都元帅府宣慰司不久，贵州西部就出现了“至元十六年（1279）冬日、罗氏鬼国叛，”；“至元十七年（1280）罗部又叛，诏阿里海牙帅三万六千兵讨之”；元廷为稳定归顺元朝的思播黔军，便于“至元十八年（1281）改思南州宣抚司（三品）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五品）。播州杨邦宪亦升宣慰使（《贵州通志》卷一415页引《旧、纪》《新、纪》载）加封思播田杨。元朝在思南设置二品宣慰司，可见元世祖此时的政治思路，忧虑贵州西部罗酋反叛无常，万一设在贵阳的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遭到不测，原来宋代的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仍然可以再作顺元路宣慰司的所在地。所以元朝中央政府赋予了“思南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所有五品）”的权力。被升为宣慰司思南州的田景贤，播州杨邦宪，由于有“贵官子充质子”的儿子们在北京元朝政府的手中，因此作为“兼管（省）内（五品）安抚使”的思播田杨宣慰使司肩负作顺元路贵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元廷中央还常令思播宣慰使司之军出国平乱。如《贵州通志》卷一416、424页史云：“至元十九年（1282）春二月，思播军征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元征缅，忽都铁木儿之师被缅人冲溃，元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助之”；其志438页又载：“遣使思播发宋旧军八千人以征安南”。诸如类似的文献史载，折射了元朝虽然统辖了宋朝的贵州，然而贵州的军政仍然还是“宋旧军思播田杨宣慰使司”的军队在撑持。就连元军“忽都铁木儿师被缅人冲溃”所产生的国际争战败局，元世祖忽必烈都还得以“遣使思播宋旧军助元”方才能挽回面子。思播黔军虽然代表元朝以武力击败缅军挽回败局，然而这样一来却导致元世祖对“宋旧军思播田杨”军政集团产生了尾大不掉之患的猜忌。于是忽必烈决定分割这支“宋旧军”宋朝就一统贵州的思播黔军，即将眼时元统下的顺元路宣慰司区划（即宋代的黔南路贵州省地盘）肢解入三行省中分管。

    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28、431、435史载了这样的文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播州（遵义）直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将八番罗甸归附普定，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改思南州（今地），隶湖广行省”。

    就这样元世祖将宋时一统的贵州、元时的顺元路执掌两朝共一百七十三年（1119—1291）的思播田杨黔军视为心腹之患而解体了。这样一来也将一个整体的贵州省、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中，忽必烈认为这是肢解思播田杨的最佳政治抉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年上，在西南边陲，终于引发了“大德元年（1297）八百媳妇叛元”；“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降济叛元，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元史》卷二343页载）的战乱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元廷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宋旧军思播田杨之军参加征讨反叛之部。据《贵州通志》卷一447页史云：“大德五年（1301）冬月，诏思播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进讨”。史料可鉴，代表着贵州一省之军思播黔军又一次登上了历史的军政舞台参与四川省军、云南省军一起征讨叛部。其志452页又云：“蒙古、汉军（最早降元的宋军）共三万，思播一万分道并进，前后四十余战，群蛮气沮，乃多出降”。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在大德八年（1304）宣告结束。

    黔军思播在此次平叛中功勋卓卓，元朝中央政府为嘉奖黔军思播，于“大德七年（1303），增诸将官秩，免思播粮税一年”（《贵州通志》卷—457页载）。文史可鉴，原元世祖忽必烈在世时所猜忌而被分割的思播黔军，经此次参与平叛之后，黔军思播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得以空前改善。此后，又一位元廷要员陈天祥在巡视贵州后，他向元廷中央政府呈谏“南台御史陈天祥疏谏”（《贵州通志》卷一448页载。）强调乌江才能为云贵两省产生“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为巩固帝王漕运起着绝对优势的作用时，于是元廷终于决定恢复以乌江为主域的顺元路贵州区划。据《贵州通志》卷一464页引《元史》史云：“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云南、四川归还顺元路宣抚司民地”，即恢复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区划。搯算起来，自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92年将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之年起，到公元1318年恢复顺元路宣抚司民地时，贵州被分割了二十六年（1292—1318）。恢复后的顺元路行政区划的军事政治中心，又归回到顺元路宣慰司思南州城。因故，这才引来一百年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明军剿灭思南宣慰司田宗鼎的事变。公元1991年元月，在思南城北二十多里乌江河西岸彭家洞发掘的身披明朝二品“丹凤朝阳”凤佩的文官，身中七刀的干尸就是六百年前被明朝锦衣卫剿杀的田氏二十七世宣慰使田宗鼎。其内容早已在中央一台、四台播放。公元2010年5月，央视十台特邀本人亲赴十台演播厅，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及主持人张腾岳，讲述隋、唐、宋、元、明初，历五朝共八百三十一年间（582—1413），集田氏共二十七代与十大姓将士为开拓黔中，始建贵州的专题节目。

    六、明太祖朱元璋改元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

    《元朝史》上册301、302页载述：“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元廷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慰司，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05、415页引《职官志》、《黔史》、《旧新·纪》这样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长田景贤（二十一世）、播州长杨邦宪相继送款，俱授宣抚司，以田氏为总管（省长）”；“至元十八年（1281）秋、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播州长杨邦宪亦升宣慰使”。由史可鉴，宋朝曾当职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等长官们皆任职的思南州城，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于1277年以思南州长田景贤为宣抚司”或“于1281年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的思南官衙，它都是代表着宋元两朝的路省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维护着贵州的政权。当元政将亡之际、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二十四世）面对新政权产生之前，田仁智选择了吴王朱元璋。于是，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太祖（朱元璋）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纳元所授宣慰使印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二品），授琛为宣抚使，以三品银印给之”（《贵州通志》卷—484页载）。可鉴，朱元璋仍以“元所授思南宣慰司印，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二品官印，赐封思南田仁智。

    当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登上明太祖的龙椅后，明太祖朱元璋沿袭元朝的顺元路区划，利用宋代的贵州署名，于“洪武四年（1371），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因此上，明太祖建立的“贵州宣抚司”仍然是贵州行政区划。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贵州宣抚司，是以宋代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朝的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或称顺元路宣抚司继往开来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七、明成祖朱棣以五万军队围剿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后在贵阳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不能算贵州建省之始

    明太祖在消灭蒙古军队最后一支部队云南梁王之前，他以宋代的法定区划的“贵州”一词，将元朝的“顺元宣抚司”改为“贵州宣抚司”。在贵州宣抚司这个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下，朱元璋圈划了七十六个长官司。明太祖为了削弱思南州在宋元两朝一统贵州的权力，便以一半的三十九个长官司分圈给思南（今地）宣慰使田仁智（二十四世）和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弘政（二十五世）两位田氏的执政者。仅从这样一个政治区划上看，作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要利用二思二田的兵力物力去消灭主要敌人的云南蒙古梁王时，朱元璋因还要赖以思南宣慰司政权出兵征粮用以消灭云南蒙军之前，也还得以贵州地盘的一半分封给田氏。据明《思南府志》65页、《黔南田氏宗谱》史云：“沐英南征，责军饷于田氏，始运则曰：秋粮若干。再运则曰：续办若干，又运则曰：银籴若干，遂以此为定制，照丁派纳”；“敕田仁德兵一万骑三千，粮一万石听调，竭力招集未几而办，天兵（指明军）至镇远，取给过数焉，云南平”。

    洪武十四年（1381），消灭云南蒙古梁王的明太祖，本想借机回师吞掉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司政权。然而乌撤及贵州西部诸蛮反叛明朝，明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秋七月，傅友德，沐英击乌撤蛮，斩首三万余级，水西诸蛮降”之年起，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贵州都指挥顾成，斩西堡三千余助恶者，其地悉平”之年止，明军在贵州西部平蛮十七年。

    由于贵州西部的蛮叛，贻误了太祖朱元璋没有及时解除思南宣慰使司田氏的天机。看来朱元璋在世之前没有时机取缔宋以来营造“黔南新造之邦”“夔路奥区，思南要地”的思南宣慰使了。他只好将消灭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政权的旨谕留给子孙们去完成吧。于是，他将在贵州西部征讨十七年蛮叛的贵州都指挥使顾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81）二月诏成还京”（《贵州通志》卷二59页载），朱元璋向顾成面授日后如何消灭思南宣慰田氏的机宜后，于是年润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当朱元璋死了十四年（1398—1413）后，明成祖朱棣按照父皇的遗旨，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军队取缔了思南（今地）宣慰使田氏二十七世田宗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二十六世田琛执政权。从而结束了田氏在黔中八百三十一年（582—1413）统绝权，在贵州三百年（119—1413）的统治权。明成祖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阳。就是这个设于贵阳的贵州布政司，被贵州史学会部分学者，定为是贵州建省之始。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未见准确。

    结语：因为这个不准确的结论，把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于临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历史根脉；以及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公元618年改隋黔安郡为黔州、又置黔州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一系列黔字号行政区划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五十个羁縻州，于公元1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历数朝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于乌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阳（今岑巩）、南有思恩（今荔波南部）、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的贵州防御使司管贵州区划之年起，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1119—2019）了。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