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何：(生卒年待考)，字大装，号杜田生；齐地人(今山东临淄)。著名秦、汉之际学者、易学的开创者。

田氏易学派创始人田何，自孔子传授《易经》，六传至田何。孔子传授《易经》给鲁国人商翟子木，子木传授给鲁国人桥庇(疵)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的□臂子弓(弘)，子弓(弘)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人(淳于)孙虞(光羽)子乘，子乘传授给田何。

秦朝时，焚书禁学，但是因《易经》是卜筮类书籍，不在焚烧之列，所以《易经》传授不断。汉朝建立后，田何跟随齐国田氏各族迁徒到杜陵，号称“杜田生”，招收弟子传授《易经》。弟子有王同子中、周王孙、丁宽、服生，王周传授《易经》给杨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文偃，杨何又传授《易经》经司马谈。丁宽，梁地人。起初，梁地人项生向田何学习《易经》，当时丁宽是项生的侍从人。丁宽学习《易经》思维敏捷，读书精细，聪明超过项生，于是也成为田何的学生。丁宽向田何学习《易经》毕业，从杜陵去洛阳又向周王孙学习《易经》的《周氏传》，发掘《易经》古义，作《易说》。丁宽传授《易经》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易经》给施□、孟喜和梁丘贺。于是田何以下《易经》出现了施氏、孟氏和梁丘氏三个学派。

田氏易学派为《易经》各学派所尊，《汉书·艺文志》列其著述有《易传周氏》、《易传丁氏》

附_马王堆汉墓中帛书《周易》考：

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经过二十余年的整理校勘，近年始陆续发表出来。因为这是一批未经后人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古经本旨及汉代经学史上的今、古文学，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假如帛书经文与传文为同时抄成的话，则其抄写的年代基本可界定在汉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首先，这批帛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据考，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故帛《易》的抄写年代不会晚于汉文帝十二年。其次，今本师卦上六爻“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开国承家”帛本作“启国承家”，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之《周易》经文(以下简称“竹书”)作“启邦丞 ”。今、帛本作“开国”“启国”而竹书作“启邦”，由《象》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可证《象》作者所见《易》本作“邦”而不作“国”。帛本改“邦”为“国”，疑为避汉高祖刘邦之名讳也。据此，帛《易》的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时或其后。第三，今本《系辞》“易有太极”，帛本作“易有大恒”。帛本《系辞》之“易有大恒”，是不避文帝刘恒之名讳。故帛《易》当抄写于文帝之前。

而今本《系辞》及《彖》《象》等今本《易传》其他主要篇章，似当基本修订完备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稍后。因由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对比而考之，知今本《系辞》较之帛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补充与修订。但若仔细考察这些修订文字，很显然是在帛本原文的基础上做出的。此外，从上述避讳的角度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本改“大恒”为“太极”、改“啓国”为“开国”以避文、景二帝之名讳，显然其抄写时间应在文、景之后也。再结合帛本《系辞》之“易有大恒”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中“恒先”之义考之，当以帛本作“大恒”为确，“太极”当由“大恒”而来。可以认定，今本“十翼”之文，是在帛《易》基础上修订完备而成，其时间大致在文、景之后的武帝时期，即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之后。可以这样设想：因为武帝设了《易》学博士，博士所用之《易》本经传，即是代表官方的正本。因此，武帝时对田何所传之今文本经传，必须在文字上作统一的修正与增订。此一工作疑在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时期。《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等。恐怕就是在“博士集而读之”时，对传文作了统一的删削、补充与修饰。这就是今本《系辞》何以与帛本有异的原因。

如前所述，马王堆帛本《易》的最最可贵处，是它尘埋两千余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汉初隶写今文《易》原貌。经过考辨认定，此隶字《易》本，正是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易》本。

首先，以时间考之，如前所述，帛本写定于汉初，而田何为汉初唯一传《易》之人。《汉书·艺文志》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特别是《汉书·儒林传》称：“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所以，依《汉书·儒林传》的说法，田何为汉初传《易》第一人。《汉书·儒林传》中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据颜师古注：“高祖用娄敬之言徙关东大族，故何以旧齐田氏见徙也。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依此条颜注可知，此所谓“汉兴”，乃指田何是于高祖时徙杜陵的，故“汉兴，田何传之”之“汉兴”，自然亦是指田何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也应在高祖之时。

其次，依据传统说法，今本“十翼”诸篇为孔子所传授，而帛书经文卦名多依“十翼”传文训读，说明帛书经文属孔子所传。而田何正是汉初孔门易学的传人。

依据传统说法，《彖》《象》《系辞》《说卦》《文言》等解说《周易》古经的传文系孔子所作，故《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同时，《史记》与《汉书》都列出了一份由孔子传《易》直至西汉田何的师承关系传授名单，由此可知，田何《易》确实师承于孔子，而这也正是田何《易》在武帝时能立为《易经》博士的根本原因。因此，考察帛《易》经文及传文与孔子的关系，是确定它是否为田何传本的重要依据：首先，帛《易》传文各篇大量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研《易》言论。由此可知，帛书《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易》学思想的反映。其次，帛《易》经传文中的卦名，多依《序卦》《说卦》《系辞》等传文训释，说明帛书传文、帛书经文皆当为孔门所传之《易》。如：今本“睽”卦，竹书作“楑”，“楑”字很明显与今本“睽”同。而帛本此卦作“乖”，帛本卦名作“乖”，显然是得之《序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可证帛本卦名作“乖”，是以《序卦》的训释为据。再如今本“履”卦，帛本作“礼”，此亦得之《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由此知，今本乾卦帛本作“键”，今本坤卦帛本作“川”，亦皆得之《说卦》“乾，健也”“坤，顺也”。过去读《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不解先儒何以“天行健”对应“地势坤”，见到帛本后方知，此“天行健”者，乃“天行键”也。因“键”“健”互假，故而“天行健”即“天行键”，而“天行键”亦即“天行乾”也。《象》文是以“天行乾”对应“地势坤”。以此可知，《象》文当经今文经师整理。今本离卦帛本作“羅”，亦本之《系辞》：“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由帛本卦名多以《序卦》《说卦》《系辞》等传文之释为据考之，帛本对原古文本中的古字古义，已经本着“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的精神作了训诂解读，因而留下了田何当时传《易》时，“传通其义”“以今文读之”的明显印记。故帛本当为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本无疑也。同时，亦知《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颜师古注：“故谓经之旨趣也。它皆类此。”今观夫帛本卦名及传文中对经义的简约解说，方信此说不谬也！

以上说明了帛《易》是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易》本。但前面已说，田何曾授《易》给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四人。由于有今本和帛本卦序的差别，故田何所授四家之《易》当有不同。那么，帛本这种有着与今本全然不同卦序的《易》本，它属于这四家中的哪一家呢？

帛本《易》当属周王孙《周易》“古义”，号《周氏传》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各家。案《汉书·儒林传》：“丁宽字子襄……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汉书·儒林传》中此段文字记录了一件过去从未引起学人注意的重要传《易》史事：当时，丁宽与服生、周王孙等一起师从田何学《易》，且极得田何赏识，但丁宽学成后，却又至洛阳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以此可知，当时田何传《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义”外，尚有传于周王孙的“古义”。估计为了避免“后世之士疑丘”，故“古义”只秘传给个别弟子，并不公开传授。周王孙传丁宽，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孟喜，《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由田王孙“独授”，此说恐非“诈言”，因为丁宽“古义”还曾传至高相：“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高相与孟喜所得，皆为“阴阳灾变”“阴阳灾异”之书。如果孟喜之说确为“诈言”，高相《易》学所出又为“自言”，皆不可靠的话，何以会如此之巧：“自言”者本于丁宽，“专说阴阳灾异”，“诈言”者本于丁宽唯一的“同郡”弟子田王孙，则“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所传皆为谈“阴阳灾变”“阴阳灾异”的相同内容。其所“诈言”“自言”所得之传何以会如此一致？此其一。

其二，《汉书·艺文志》与《汉书·儒林传》皆称“汉兴，田何传之”，“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京氏《易》得之焦延寿，《汉书·儒林传》也承认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然而在论及京氏《易》来源时，《汉书·儒林传》却又称“延寿独得隐士之说”。西汉《易》本由田何一人传之，田何传到此时亦无非四传，何以又出“隐士之说”？即使真有“隐士之说”，此说亦只能得之田何！以此可见，班固或依梁丘贺一面之辞而定孟喜《易》得之田王孙为“诈言”，又云高相《易》得之丁宽为“自言”，且对当时已流传很广影响颇大的京氏《易》，又出来一个“独得隐士之说”而“托之”孟氏的说辞，若仔细核对并思索这些记载，不难发现：班固是在有意回避着什么事情。据前所述，《周易》“古义”自田何传授后，其师承关系应为：田何—周王孙—丁宽—田王孙—孟喜—焦延寿—京氏。

但班固为何竭力用“诈言”“自言”或“傥”，谓“傥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以使高相与京房的“阴阳灾变”“阴阳灾异”之书，与丁宽、田王孙及孟喜这些田何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脱离干系呢？

考之帛书《易传》诸篇内容，今人更为清楚明白地看到了帛本《易》与孔子及孔子诸弟子的关系：《二三子》《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中保存了很多与今本《彖》《象》《文言》《说卦》《序卦》等文字基本相同的内容。更有在帛本《系辞》基础上，由帛本传文其他各篇的文字补充、修订而成的今本《系辞》。同时，各篇记录了大量孔子向子贡等诸弟子传《易》讲《易》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要》篇记录了孔子对占筮的态度及其《易》学研究方法论，它对后人治《易》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赖于《要》篇如上内容的出土，才使今天明白了秦时尚定位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何以到了汉代，因学者们大量推崇和引用《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传文内容，致使占筮的功能显著下降，而将《易》重新定位为“洁静精微”之书，使《易》成为“众经之首”“大道之原”，这样就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的研《易》新路。由于“德行”“仁义”的修养，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而淡化了人们对祝巫卜筮的研《易》需求，以截断“后世之士疑丘”的思想线索。恐怕这就是班固在《汉书》中总是竭力回避田何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与高相、京房《易》有传承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直至班固时代，传《易》者们恐怕都知道并仍习惯于遵循着这一条“为长者讳”的原则。班氏之做法，亦当如此！

尽管孔子及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为使《周易》“祝巫卜筮亓后乎”，从而作了大量工作，但到了汉代，武帝立《易》学博士，恐怕绝不仅仅是为了听《易》学博士给自己讲解经文大道，主要还是在遇到大事时，由博士以《易》筮之而知其吉凶，如《汉书·儒林传》记载梁丘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即其证也。可知田何当初传《易》时，不但究“阴阳灾异”的“古义”中当有祝巫卜筮的内容，且其所授“今义”中亦有占筮的内容，故梁丘贺虽“疏通证明”孟喜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但他本人却精于筮，此即其证。重要的是，依据本人考证，与今本全然不同的这种特殊的帛本卦序，与京氏《易》的八宫卦序有关系：京氏《易》八宫横向的八组卦(由本宫横向八个卦至“归魂”横向八个卦)都是由四对互“变”的卦组成，而这些互“变”的卦，在帛本卦序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卦序差数！这就揭示了京氏八宫的特殊卦变方式和卦次排列，乃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础上演变发明而出，从而证明帛本在汉初并不是一种上无所承而下无所传的孤本(详见拙著《周易概论》之“帛《易》初探”)。这种卦序排列方式是为便于占筮而设，京氏八宫卦次排列就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础上变化发明而出。正是据此理由，基本上能认定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周王孙“古义”的传抄本。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另外三家传本的可能性。如为其他三家，亦当是田何当初为讲筮法而特定的一种经文本子，为避免“后世之士疑丘”，故对这一本子不作公开传授，只秘传给个别弟子，而公开传授的只是今本卦序的传本。

当今天读帛本《易传》诸篇时，可以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研《易》内容，如《二三子》中“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甘露时雨聚降， 风苦雨不至”，“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等，这类孔子谈天道阴阳和理顺五行的话语，于今本传文中皆见不到了。再如《二三子》中出现讲解卦爻辞经文的“其占曰”亦皆被删去——而正是这一点，证实了如前所说，田何《易》中当有以经文解占的内容。《衷》篇体现“卦气”思想的“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等，此皆被删。

今本《系辞》删去《衷》篇“赞以德而占以义者也”一句，而仅取“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云云，删去《衷》篇“是故占曰”之句，仅保留“履，和而至；谦，尊而光”云云。删去《衷》篇“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而仅保留“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删去《要》篇“子贡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及“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删去《缪和》篇有关梦兆的“物未梦頫而先知之者”“亓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等话语。总之，孔子这些谈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内容，在“十翼”中已经皆不可见。

尤应引起注意与重视的是，《缪和》等篇中所引向孔子问《易》之人计有：《缪和》篇中的缪和、吴孟(又称“吴子”，可见当时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吕昌、庄旦、张射等及《昭力》篇中的昭力，还有孔子特别提及的周梁山。由这些人所探究的《易》学问题来看，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所有这些人在《史记》《汉书》等所列自孔子至田何的传《易》者名单中皆不见之。所列汉代各家《易》中亦皆不见其名。更像子贡这样孔子重量级大弟子，在帛本《要》篇以大量篇幅记录了他与孔子多次讨论《易》中的重要问题。但《汉书·艺文志》所载“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却无子贡的一席之地，仅于“杂占十八家”中记有“《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然而“凡《易》十三家”中却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

为什么《古杂》《杂灾异》可入《易经》之列，位居《艺文志》之首，而作为孔子重要弟子的子贡，其《子赣杂子候岁》却被放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杂占”类呢？此显然是当时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

依据以上帛《易》资料的考证，由于师祖孔子对祝卜史巫“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的否定态度，故当初田何传《易》，古义只传个别弟子，因而可证“古义”在田何时已入另类单独传授。当汉武帝独尊儒术而立《易》博士时，田何所传王同“今义”的一派得立。估计他们凭借官学的权势，在整理《周易》传文资料时将一些古义的内容全部删去，将田何之前传古义的人从传《易》者名单中删去。过去每每不明白，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汉书·儒林传》所记之传《易》名单，从孔子到田何只有六传，而时间跨度长达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见此传《易》名单肯定多有缺失。再者，帛书传文诸篇所列孔子与之论《易》之人，《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人典籍所记《易》学资料中皆不见之。而《史记》《汉书》所列孔子传《易》之人于帛本诸篇传文中亦皆不见其名，如孔子传《易》的第一位弟子商瞿，竟在帛本传文所记与孔子问《易》诸人中从不见之，令人奇怪。可证凡当时得势一派不感兴趣的《易》学资料，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不属于自己直接师承的传《易》人物，亦不列入史书的传《易》者名单。今观其所不立的子贡，当时尚有著作传世，孔子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子夏亦同，后世多引其著《子夏易传》，此书被唐人收入《周易集解》后，对后世治《易》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其所列孔子传授的第一位大弟子商瞿等人，后人皆不见其有何《易》著行世，岂不怪哉！太史公曾学《易》于武帝时第一位《易》学博士杨何，故《史记》中所列由孔子至田何的传《易》名单，应该是太史公得之其师杨何所提供的名单。因为对比《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儒林传》所记田何传《易》史事，不难从中发现问题：《汉书·儒林传》言及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而《史记·儒林传》则仅言“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很清楚，《汉书·儒林传》不仅言田何传《易》于其师王同，更言还传及杨何师叔周王孙、丁宽、服生，且未专言杨何因何征官，征官时间亦仅及“元光中”。而《史记·儒林传》仅仅言田何传《易》于王同，王同传杨何，除杨何之老师、师祖外，则其余人皆不提及，并特别言明杨何以《易》而“征官”，其当官时间亦极清楚精确。

《史记》《汉书》中的这两段短短的文字，虽然同样是记录汉兴田何传《易》之事，但《史记》中特别突出炫耀杨何的用意是极为明显的。更为明显的是，《汉书·儒林传》谈及西汉《易》学所本时，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记·儒林传》竟称：“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于此竟将杨何置于其师祖田何之上，而捧成汉《易》之本，此足证《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也。

那么，《汉书》为何以“诈言”“自言”“托之”诸辞，力求摆脱田何诸弟子与“阴阳灾变书”的关系。据此推断，当时今义派得势后，古义派只能流落民间，此种变迁，司马迁犹知之，故他于《史记·日者列传》中记录了司马季主与诸弟子“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等，司马季主所云此旨，于帛《易》传文中多见之，故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话：“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看来，在贾谊时代，《易》已一派进入官场，另一派融入民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