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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我就知道大汶河文化的发源地就在泰山脚下，并且后来也有几次机会，曾经路过这条山东省境内最大的倒流河。大汶河水从泰安地区的南面沿汶阳镇西流，雨季河水浩浩汤汤，漕浊河从北面穿流而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本家侄女出嫁到肥城市的汶阳镇境内，我便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自古就有“文明膏腴之地”之称的这片广袤平原。

    侄女的婆家，位于汶阳以南与之紧邻的田东史村，我们以娘家人的身份前来出席她的婚礼。这片浸润着儒家文化和鲁国风韵的古老大地，开阔坦荡，一马平川，虽然是寒冬季节，田野中、街道上、村庄里，处处满含了如春的温暖气息。古语曾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举办婚礼的时间定在十点十分，大概是男方意喻“十全十美”的意思吧。举办婚礼前的这段时间里，包括田建国在内的几个亲家公，热情地给远道而来的我们几个满茶递烟。相互寒喧之间。他们介绍说汶阳之名，始于春秋，因在大汶河之阳得名。汶阳镇皆为平原，四面环水，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各种农作物旱涝保收，《春秋》以及《左传》中都有关于“齐鲁必争汶阳田”的记载。“汶阳田”是闻名全国的粮食高产地区，古往今来，“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被世人所传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原国务院副总理，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就出生在他们的田东史村。

    对田纪云副总理，我们了解得不是很多，但对于他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促进农村改革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当他们提到我早所敬重的田纪云副总理时，顿时都有些惊诧了。有人接着介绍说，这位忙前忙后的田建国老人，就是田纪云副总理的亲叔伯兄弟。在村里干了一辈子会计的老人穿着非常简洁朴素，言语温存，却也透着果断干练，亲和热情，令人初遇相见恨晚，顿生好感。言谈话语，家常里短，都是庄稼人说的实在话，双方亲戚间的拘束感一下子便荡然无存了。趁着婚礼前的空闲时间，我斗胆向老人提议想到总理的老宅里看看，没想到老人忙不迭地赶紧让人找钥匙。我们兄弟六人在田建国的带领下，一路沿着宽阔的胡同，向田纪云副总理的老宅走去。老人说田东史村现有两千多口人，村子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规划新村，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现已街道纵横驰骋，房屋排列整齐，虽然季节恰值寒冬，房前屋后却依旧绿意葱茏。不用说在汶阳镇，即使在肥城市，田东史村也是属得着的好村。

    往南经过两户人家，便看到了田纪云副总理家的百年老宅。院外有几棵参天泡桐，墙是泥墙，老屋是早年农村特有的“明三暗五”架构。田建国说，田纪云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这座老宅的南屋内，一九四一年便投身于革命，入党时还不满十六岁，从政时间达六十二年，其中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早期的战争年代和以后的和平时期，田纪云对党忠心耿耿，对家人不徇私情，尤其是庞大的田氏家族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到享受他的特殊照顾。在这座百年老宅内，我想到的是，现在的官员，个个大腹便便，夜夜笙歌，在老一辈革命家创下的家业里折腾，真不知道他们良心何在？还天天叫苦喊累不迭，自称是党的好干部，殊不知背地后里裙带关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明郭允礼《居官座右铭》中所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吾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田纪云副总理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在百年老宅内，形同普通百姓家的摆设，让人仿佛来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人家，堂屋内的案几上摆着一对老式的花瓶，一对老式的圈椅，虽然伤痕累累，却也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另据田建国老人说，椅子上用胶带纸缠绕的部分，就是这对椅子在文革期间被摔坏的部分。而墙上相框内的照片，都是多年以前的老照片了。既有田氏家族的部分照片，也有田纪云副总理的全家福，既有田氏老辈的照片，也有田纪云副总理回家看望老人的照片。我最感动的是，日理万机的田纪云副总理，解放以后曾经回家十次左右，照片上就有他和患有脑中风的婶子亲切交谈的场景。在与各色人物打交道的工作过程中，田纪云副总理特别敬佩原赵紫阳总理从未对自己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而购置贵重高档用品，到外地调研一直轻车简从、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的做法。汉高祖刘邦曾说过，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而田家的老宅在新村规划的同时，依旧保持了百年老宅的本来原貌。田纪云每次回到乡下老家，也是轻车简从，非常低调。

     与此同时，在田建国老人介绍情况的间隙，我记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关于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故居的一篇文章，说是阎锡山和徐向前的故居位于山西五台县境内的滹沱河两岸，两地相距不足十里地，依山面水，风光秀丽。阎锡山的都督府始建于一九一三年前后，直至抗战爆发前，历时十四年建成现在的规模，计有都督府、得一楼等大小二十七个院子近千间房，占地面积三万多平方。而徐向前元帅的故居，是一个紧邻滹沱河边的典型的北方四合院，解放后修建的故居只有三百个平方；军阀阎锡山故居前每天车水马龙，元帅徐向前故居前却门可罗雀。那些披着所谓“人民公仆”外衣的贪官污吏们，在游览阎锡山故居时，只是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才能“五子登科”，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他们权为己所用，钱为己所谋，情为色所系。正如田纪云副总理一针见血所言：“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强烈呼声被压制，注定了“权”与“官”的肆意泛滥。二十多年来，触目惊心的腐败，就来自于“权”与“官”的膨胀无度，不受约束的结果。

    田纪云于五十六岁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核心领导层重要成员，在一线推进改革开放；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与商贸工作，每年总是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深入农村和基层，倾听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呼声建议，他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或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他始终深刻反思率先改革，呕心沥血推进改革，无私无畏坚持改革。一九九二年，他在中央党校作《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分析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指明了二十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小康”的潜力，为新的思想解放注入了强音符，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田纪云与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推动的农村改革，其奥妙“在于使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了创造与追求财富的自由。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一旦获得了追去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创造多少人间奇迹。”

    随着田建国老人的解说，我对田纪云副总理更增添了许多人格魅力上的敬仰。一九九三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至二零零二年退出中共政坛，田纪云怀着政治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他也曾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撰文，呼吁高层领导急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领导干部的退休关键在于“休”字，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这篇文章直指“老人干政”，更是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尤其他的“早退晚退早晚得退，早死晚死早晚得死”，横批“早退晚死”的对联，对那些恋权恋位者，是一个幽默而无情的指责。因为他说：“今后不管吹什么风，下什么雨，都要坚持‘耕者有其田’这条不能变”，他认为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引我们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死胡同，迈向了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有人这样说，田纪云的这些言论，本身就有为改革拓展疆土的意义，许多主张至今仍属超前。

    在这个朴素洁净的农家小院中，我仿佛看到了现年八十二岁高龄的田纪云老人，还在谆谆教诲我们这些后来者：敢于坚持原则，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最基本的素质，在关键的时刻，或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敢于说真话，不做墙头草。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违心话，起码起码不做违心事。例如文革，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击人。这是为人者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也是为官者最应具备的政治品德。正是无私者无畏，他才敢于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公开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民主法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真正说出了老百姓想说不敢说，说了也白说的心里话。有这种见识，有这种掷地有声的论断，与眼下那些只想“维稳”的官员相比，群众对这位共产党的高官定是刮目相看。

    “苏联有个乌克兰，中国有个汶阳田。”家乡人民很自豪汶阳这片丰腴肥沃的土地，养育了田纪云这样一位正直、清廉的高官。如今，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成山成海，积重难返，正是由于“权”与“官”不受约束而造成的，一切法律、法令几乎都是“治老百姓”的绳索和锁链。不受约束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铁律。我觉得那些所谓人民的“公仆”们，确实很有必要到这些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故居走一走、看一看，接受一下艰苦朴素和为官做人的基本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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