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大畏和夫人在沪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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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安娥

作者：田大畏

    提起安娥的名字，多数人只知道她是《渔光曲》的词作者，也有的知道《卖报歌》，其余所知就很少了。她的确是以歌词闻名，她作的歌词，1930年代许多是电影主题歌或插曲，除了《渔光曲》，还为《红楼春深》、《大路》、《空谷兰》、《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凯旋》、《王老五》等影片写过歌词，其中《新凤阳歌》、《新莲花落》、《王老五》等都曾脍炙人口。大众和民族的苦难与奋争，是这一时期安娥歌词的中心内容，作曲者主要是任光、聂耳、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家。她写于1936年的铿锵有力的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起过强烈的鼓动作用。今日散布于大陆、台湾及海外的数万战时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们，每有聚会，仍满怀深情地合唱她于1938年写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云南部队也曾唱着她写的《六十军军歌》走上抗日前线……最近又意外发现，1933年3月28日电影明星胡蝶在当选为“电影皇后”的大会上，演唱了一首安娥特地为大会编写的《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这是一位不愿做亡国奴的舞女发出的“最后一声”，“一曲终了”，歌声“留在广大观众的心坎里” ，这是上海《明星日报》的现场报道。1949年以后较著名的歌曲有《节日的晚上》、《三位姑娘》等。迄今收集到的安娥作词歌曲，包括配词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歌曲，共有八十多首。《安娥作词歌曲集》可望在她百年诞辰（1905年）前出版。

    1950年代，安娥有几篇关于歌词创作的文章和发言稿。除了希望初学写词者加强艺术修养和语言锻炼外，特别为遭到非议的几首抒情歌曲辩护，反驳对它们发出的所谓“吟风弄月”，“小资产阶级的纤细情感”之类的责难；反对公式化和所谓“典型化”，“对待文艺不能像对待数学：诗歌去掉幻想，诗歌的花朵无疑要枯萎。” “作家只有依照人民的生活方式去描写生活，而人民是不一定会依照作家的主观安排决定如何生活的。”在评论歌颂领袖的歌词时说：“‘太阳一出满天红，东方出了个毛泽东。’这是解放后歌颂领袖的两句‘官中词’” ，“毛主席在这首歌词里是‘伟大’了，又是‘太阳 ’，又是‘救星’，……毛主席似乎是位观音菩萨，在空中替人民和反动派战斗。”这些言论在当时够得上“离经叛道”了，尽管这时期她自己的歌词和诗歌，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她上世纪30-40年代的作品相比，就显得逊色了。

    安娥一般被称为诗人，1938年出版诗集《燕赵儿女》，她的诗与民族和大众共呼吸，也强烈地传递着个人的感受。“山是故乡的高，水是故乡的深，田是故乡的绿，人是故乡的亲；妈妈还留着她最后的一滴血乳，等候我们打回老家去的儿女们！” ，曾被谱成歌曲，打动过多少流亡者的心。同时出版的有歌颂燕赵儿女奋起抗敌的悲壮诗剧《高粱红了》。抗战期间及解放前后都发表过一些诗作。但总的说来，她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和戏剧（歌剧、话剧、戏曲）的创作成就，不亚于甚至超过诗歌。她理应被称为作家，而不单纯是诗人。她的各类体裁的著作只有很少单行本（许多作品未能发表），1956年以后半身不遂，未能将自己作品收集整理，结集出版，所以未引起更多注意。
    安娥的第一部小说《莫斯科》，十万余字，写一批赴苏学习的革命青年，1930年由《南国》月刊开始发表，可惜只连载了三章，刊物被封，原稿也丧失了。和她后来发表的小说《盛四儿》及未能发表的长篇《石家庄》一样，带有明显的纪实性。《石家庄》不仅是文学化的张氏（安娥——张式沅——的娘家）家族史，也是一幅清末民初石家庄、保定城乡的风情画。1942年《广西日报》连续三个月登载了她1939年冬赴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的访问记（1939年冬），除前方见闻外，还生动地讲述了她在采访过程中与谢冰莹、姚雪垠以及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交往；此前她从五战区前方发回大后方的战地报道也在报纸发表。她的另一个部长篇访问记就没有这样幸运。1940年初访问新四军五师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回到重庆即写成了八万多字的日记体采访报告，含有深意地题为《五月榴花照眼明》，在当时的大后方自然无法问世，重庆《大公报》只刊登了她此次访问的一个短篇通讯《过公路》；她的长篇报告和通讯，直到1989年才由“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曾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同志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安娥的采访报告“具有细腻、详尽的特点，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猎奇，而自有其独立采访所得与新鲜见闻，实属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报告文学作品，抗战期间尚有记述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教养难童的系列文章，有对衡阳保卫战将领的采访，有描述“湘桂大撤退”惨状的《逃难杂记》……1950年代初则陆续出版了反映朝鲜前线实况的《从朝鲜归来》，介绍大连工厂苏联专家的特写集，还有长达八万字的工人传记《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安娥用生动细腻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了她经历的每个时代。

    写于1940年代的《我怎样离开的母亲》、《我想白薇》是两篇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我怎样离开的母亲》作者青年时代（１９２５年）选择了一条违背母亲意志的人生道路，因不愿受家庭束缚而毅然出走，“我心里说：‘只要能逃脱了挨骂，一辈子没娘也算了！情愿一个人去受苦，只要别人少干涉我！我愿意把我一切的有去换自由！功名富贵，家庭骨肉，一切都抵不过自由！’”“这次是最后我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候。忠孝两全是不能的！尽忠也许有路，全孝绝无门。”；发表于１９４８年的《我想白薇》为这位反抗封建男权讴歌妇女解放的女作家仗义执言：“白薇之所以冲动偏激，是因为她受的压迫、刺激、被轻视、被遗忘的痛苦最深，因此在她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自尊’的倾向，她的爱憎也就特别敏感。……一个妇女从双重压迫下冲到社会上来，想想看，她们是和多少丑恶、残酷战斗过！……就以这样一个不妥协、不脱离人群、坚强战斗的白薇，会仅仅是一个妇女主义者或认不清方向的妇女吗？”“她不仅是妇女的也是人性的骄傲呀！”　所谈对象不同，但同是新时代女性争取独立、自由、人格尊严的宣言。

    安娥的戏剧创作结下了丰硕的成果。1931年为左翼剧团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话剧《马特迦》剧本已不可查找，写武汉失守后敌后自发农民武装的话剧剧本《小寨主》和前线政工队生活的话剧《警报》，都未能发表，幸有完整的手稿。一个写京剧艺人的话剧《给我一点自由》在报上发表过，可惜目前只找到片断。歌剧方面，情况略好。1939-1940年完成的歌剧《洪波曲》（任光作曲）和1940年创作的歌剧《战地之春》（石林作曲）都出版了有曲谱的单行本。前者正面描写台儿庄战役中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后者以抗战初期的五战区为背景，通过前线宣传队青年男女们的不同生活道路，提出女性的人格独立和人生价值问题。这也是话剧《警报》和安娥许多作品中都涉及的主题。

    没有谱曲因而只作为文学作品发表的歌剧剧本有1945年写成的《孟姜女》和1946年受陶行知之托完成的《武训传》。《孟姜女》不仅文字优美，内容也有强烈的震撼力，矛头直指压迫百姓的暴君，配合了争民主的运动，只有在抗战胜利后那一段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发表。

    1950年代以单行本出版的戏剧作品只有儿童剧《海石花》，童话剧《假外婆》被木偶剧团采用。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安娥写了一部篇名为《崔斗焕与金玉姬》的歌剧剧本；另有一个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的电影剧本《正义的战争》，都只作为手稿留下。而她译配的苏联歌剧剧本《青年近卫军》倒是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还出版了几个译自俄文的剧本，不能算她主要的创作成果。

    1950年以后，安娥能够从事创作的时间只有六年，剩下的二十年都在与疾病的苦斗中度过。安娥在写作上是非常勤奋的，在这期间写作的字数惊人，但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尽管紧跟文艺路线，却大都劳而无功，未能发表或未被工作单位采用。其中篇幅较长的有四幕话剧《台风》，写获得解放的东北工人的生产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剧本已定稿，但终未能与读者见面，更不用说观众。

    值得庆幸的是，安娥找到了一个当时还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她对戏曲有浓厚兴趣，从1940年代起就和京剧、湘剧、越剧、豫剧、评剧等剧种的艺人有密切交往，尤其和“四维剧校”的师生们感情至笃。1949年进京不久，就写了一个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套用旧《纺棉花》的戏剧冲突框架反映农村解放后的新事物，1950年由评剧团体上演，从此开始了戏曲剧本的创作。先后写出和改编的剧本有：京剧《寇准探府》，京剧《黄泥岗》，地方戏《白蛇传》，越剧《杨八姐盗刀》，越剧《追鱼》，越剧《情探》（在田汉原作基础上改写）。《黄泥岗》正式发表，其余有剧团油印本，个别为手抄本。安娥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我写京剧剧本《黄泥岗》（《水浒传》里的故事）和《寇准探府》（杨家将的故事）的时候，京剧演员李少春和导演郑亦秋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帮我想办法处理京剧的场子。他们是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意见，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这两个剧本不仅内容新颖有趣，在编剧技巧、戏曲语言方面也经得住推敲。如《黄泥岗》吴用的一个唱段：“只要俺一滴血还在，便要为国家除强梁，为黎民谋安康。只为这杀富济贫救忠良，哪顾得：山高，水低，烈日，风霜，寻同道，万里奔忙。不能叫奸贼们，高枕无忧卧画堂，笙箫歌舞夜未央！看今日啊！要智取他生辰纲，叫百姓们心欢畅，气吐眉扬。” 豪壮酣畅，显出戏曲语言的功底。《寇准探府》已是成熟的舞台本，中国京剧院已为它安排了演员，不知为何演出未能实现。她为上海越剧院写的几个剧本都是在1956年完成的，紧张的工作使她在返京途中突然病倒，再也未能恢复工作能力。令她宽慰的是，这几个戏都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

    安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除个别单行本外，分别登载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贵州、昆明、北京等地的不同报刊上。有的则是“文革”劫后的余稿。几年的收集，共得一百八十多万字。还有一些已经有了线索，还需要继续搜寻。

    （2004年9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