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论略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7717 　添加时间：2009-12-12 15:48:01

    摘要先秦列国中，以齐国谋略文化最为发达，而齐国谋略文化尤以田氏家族为代表。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田氏代齐的过程中，田文子（须无）、桓子（无宇）、釐子（乞）、成子（常）为其中关键人物。田氏家族发动了多次政变，动用了大量的计谋权术，倾险变诈，无所不用其极。论及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的背景，概言之为：春秋是谋略文化黄金时代的时代背景、田氏家族“好诈”的血缘种族背景、姜齐“阴谋修德”的文化背景以及田氏家族从事行政、工商、军事、外交的职守背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时期齐国社会影响巨大，其深度和广度恐怕远远超出了我们估计的程度。

    关键词 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

    作者：徐北文（1924—  ），山东泰安人，济南职业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张华松（1962—  ），山东文登人，济南职业学院学报主编，教授。

    先秦列国中，以齐国谋略文化最为发达，而齐国谋略文化尤以田氏家族为代表。仅就兵家文化的角度讲，彪炳千秋的几部兵法如《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名将田忌、田单等皆出自这一家族。齐国兵家文化与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探讨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于深化包括齐兵家文化在内的齐国谋略文化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一、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形成

    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其取代姜姓齐国的漫长过程中。

    齐国田氏始祖田完是作为陈国公室之落难贵族，于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年）逃到齐国的。齐桓公欲授之以卿位，被他婉然谢绝。他说：

    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于是只接受了负责管理百工的工正一职。可知他深谙进退之道，是位颇具韬略的人物。

    田完死后，谥曰“敬仲”。《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田氏代齐以前的世系为：敬仲完——穉孟夷——湣孟庄——文子须无——桓子无宇——釐子乞——成子常——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穉孟夷、湣孟庄，无事可述。此后的四世，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田氏代齐的关键时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田完出逃前的一件旧事：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懿氏之占，可能仅是后来的田氏根据家族发展史而造作出来的一段故事，用以证明田氏代齐实乃出自天意，但通过这个故事可知五世桓子无宇和八世成子常（按，《田敬仲完世家》“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武子开与釐子乞为兄弟，相继为大夫，可视为两世，则八世便指成子常）更是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田无宇见诸《左传》，始于鲁襄公六年（前567年）齐国灭莱之役，那么其父田须无登上齐国政坛必定尤在此前，然而在此前后的数十年中，田须无默默无闻。当时的田氏家族根基尚浅，势力过小，所以在齐国公室贵族的内讧中，始终奉行概不介入的策略。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弑庄公，与另一权臣庆封拥立景公。当时，“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后来孔子评价此事说，田须无洁身去乱，可谓“清矣”（《论语·公冶长》）。明哲保身，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并且以此赢十七年，庆封剪灭崔氏，田须无回国。次年（前545年），齐国的栾（子雅）、高（子尾）、田（须无）、鲍（鲍国）四家联合推翻了专权的庆氏家族。事变中，田氏家族在谋略学上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事变是由栾（子雅）、高（子尾）两家与庆氏家族的矛盾引起的。事变前，陈须无父子有一段精彩的秘密对话：

    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庄为齐都临淄大街名，“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是田无宇借用了齐国市井社会盛行的隐语，意思就是在即将发生的事变中，攫取庆氏一族的权力和财富。而田须无的“慎守”一词，更可视作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核心内容，内涵丰富，概言之：其一，处虚守静，静观时变；其二，抓住机遇，当机立断。田氏家族的发迹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慎守”谋略成功运用的历史。

    事变过程中，田氏父子更是机心独运，奇谋迭出。《左传》载：

    冬十月，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丙辰，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即庆封）卜之，示之兆，曰：“死。”（无宇）奉龟而泣，（庆季）乃使归。……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

    庆封是把田无宇作为人质带到莱地的。田须无与田无宇身处异地，然而配合默契，巧设骗局，竟然骗过了老奸巨滑的庆封。无宇逃回临淄，途经潍水、弥水、淄水，凿船毁桥，断敌归路，亦颇得兵家要旨。

    十一月七日，庆封之子庆舍主持一年一度的太庙尝祭，为防意外，庆氏家族的武士环卫宫廷，戒备森严。田氏父子为了调虎离山，密令圉人（马夫）扮作俳优，在距离宫门不远的鱼里田氏住所演戏，诱引庆氏之卒弃甲前来饮酒取乐。栾、高、田、鲍四家之卒乘势杀入太庙，一举歼灭庆舍等人。须无保护齐景公进入内宫。庆封无家可归，流亡国外。

    庆氏家族被推翻了，田氏家族从此开始逐渐成为齐国举足轻重的家族。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田无宇的受宠于庄公固然是因为孔武有力，但是通过上文可知他在谋略心机方面着实非同一般，这在田须无去世后更有出色的表现。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记载：

    （吴国公子季札）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在季札看来，齐国政权必有所归，但最终归属尚难预料。然而五年后，形势就变得明朗化了。《左传》昭公三年（前539年），记晏子出使晋国：

    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之为陈氏也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可见为了使齐国政权归于田氏，陈无宇开始注意利用家族雄厚的资本来广结善缘，收拾民心了。而这也就成为此后田氏家族颠覆姜齐的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

    鲁昭公十年（前532年），田氏通过政变又剪除了公室的栾、高二族。《左传》记载：

    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遂见文子（鲍国），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子旗、子良），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助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栾施、高强来奔（鲁国）。陈、鲍分其室。

    这次事变显然也由田无宇所一手策划，而鲍氏则是被裹胁加入反栾、高之联盟的。拉一个打一个，先下手为强，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驱逐栾、高，是“陈（田）氏始大”的标志（《左传》昭公十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田无宇在权衡形势之后，做出了政治退却的决定。在社稷之臣晏子的压力和建议之下，他将兼并栾、高两家之所得如数上交公室之后，便主动致仕，归老于自己的封地莒邑（临淄北境）。

    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政治退却。退却后的田氏家族其实从未停止政治上的努力。就在归老于莒邑的当年，田无宇私自作主召回了当初被子尾驱逐的子山、子周、子商，分割自己的封邑给他们，各给他们安家必须的资财。又召回了当初被子旗驱逐的子成、子公、公孙捷，各益其禄。举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皆分之邑；国人中贫弱孤寡者，皆与之粟。他说：“《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他是要仿效齐桓公来成就自己事业的。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正是靠了这种“行阴德”的手段和策略，赢得了一大批政治上的同盟者和同情者，以至于十多年后，晏子坚信取代姜齐者必将田氏无疑了，原因就在于“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晏子建议齐景公以礼规范大夫之家，以求“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也是针对田氏而言的。

    田桓子无宇卒于何年不详，其子釐子乞登上齐国政治舞台，时在齐景公晚年。鲁定公十三年（齐景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智、赵、韩、魏四家联合攻伐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向齐国求救。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八月，齐景公派田乞运粮给困守朝歌的范氏。这是田乞见于史乘之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此事云：

    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树党于诸侯，争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持，此后不仅是田乞，也是田常等人汲汲致力的，并成为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重要内容。

   鲁哀公五年（前490年），齐景公去世。齐国世卿国氏、高氏禀承景公遗命，立景公所宠爱的公子荼为新君。国夏、高张以佐命大臣的身份临朝执政，然而次年二人连同晏圉（晏婴之子）、弦施等人竟统统在田乞策动的变乱中被驱逐出境。且看田乞是如何挑起事端、玩弄权术的。《左传》哀公六年记载：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骖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偪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

    景公让高、国立公子荼为太子，诸大夫原本就持反对态度。所以，景公死后，诸大夫与执政的高、国之间存在着隔阂，这就为陈乞上下其手、大耍两面派提供了机会。他先佯作归心于高、国，诬陷诸大夫，劝高、国先下手为强，尽灭诸大夫；又劝诸大夫率先向高、国发难，争取先机之利。一场大乱就这样被陈乞挑动起来。

    事变结束不久，田乞又将与自己有私交的流亡鲁国的景公之子公子阳生秘密召回齐国，藏在家中。十月二十四日，田乞以“（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为借口（《史记·齐太公世家》），将众大夫诓骗来，席间要众大夫盟誓废掉公子荼而改立阳生为君主，众大夫酒醉耳热之际，见生米煮成熟饭，只好依从田乞（事详《左传》哀公六年），盟誓立阳生为君，是为齐悼公。于是，公子荼被流放到外地，他的亲信党羽或者被杀或者被囚。

    鲁哀公八年（前年487年），齐悼公杀鲍牧。十年，鲍氏家族发动叛乱，弑悼公。

    悼公是由田乞扶植起来的，他的被杀是田氏家族的重大损失。

    于是，齐人“共立”悼公之子壬为君，是为齐简公。简公当初随悼公逃难鲁国期间，就与悼公的家臣阚止（字子我）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现在，阚止由家臣而出任辅政大臣，自然要大力扶植和发展公室高氏、国氏以及鲍、晏等家族的残余势力，以抑制和排挤过于强盛的田氏家族。

    为了扭转被动不利的局面，田乞决心通过对外战争来剪除政敌。于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借口报复去年鲁国会同吴国伐齐之役，唆使齐简公出兵伐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田常（应为田乞）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以伐鲁。”孔子闻之，为使父母之国免遭兵燹之难，遂派子贡出使齐国，劝谏田乞说：

    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尽管这一情节，有可能是出于儒者的夸饰，却仍然可以反映如下事实：当时，陈乞发动对鲁之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便是：解除内忧，除掉不听命于己的大臣。子贡揣摩陈乞的心思而下说词，陈乞安有不听之理！子贡的意思是说：为了“成大事”，伐鲁不如伐吴。吴国强大，齐伐吴，犹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齐败，率兵之诸大夫尽死于战事，那么陈乞便可以孤立齐君，控制齐国了。陈乞十分赞同子贡的建议，说道：“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答道：“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就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而迎之。”陈乞于是派子贡出使吴国，请夫差出兵助鲁攻齐。

    这年夏天，在子贡的游说下，吴王夫差倾国而出，北上伐齐，与齐军对峙于艾陵。

    齐以三军应对吴国四军外加鲁军，力量相差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齐军向来是打不得恶仗硬仗的。齐国三军主帅以及一般将佐或者是田乞的政敌，或者来自与田氏敌对的家族，一旦慑于强大的吴、鲁联军而临阵脱逃，或者向吴、鲁求和，那么田乞借外敌翦除异己的企图就会化作泡影。于是，田乞在战前向其弟田书密授机宜：“尔死，我必得志。”其所谓之“志”，引用子贡的话语便是“民人外死，大臣内空”，而可“孤主制齐”也。因此我们说，杜预认为田乞是“欲获死事之功”，这种解释显然是十分牵强的。田乞要田书以死激励三军将士“以卵击石”，田书心领神会，遂在军中鼓舞士气道：“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田逆则命令部下一律口中含玉，以示必死。

    在田氏的鼓动下，齐军上下弥漫着一种必不生还的悲壮气氛。《淮南子·缪称训》云：“艾陵之战也，夫差曰：‘夷声阳，句吴其庶乎！’”而事实的确如此。《左传》载，宗子阳与闾丘明互相劝励致死，公孙夏让部众齐唱《虞殡》的挽歌，东郭书说：“三战必死，于此三矣。”

    五月二十七日，艾陵大战终于爆发。果然一战而齐军大败，吴王夫差“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艾陵大战，吴王“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越王勾践世家》云，“虏高、国以归”。是高氏家族也有被虏获者。总之，田乞于此战达到了预期目的，齐国公室贵族以及其他政敌死于战事者甚多，田氏家族被动不利的局面因而有很大的改观。

    田氏家族通过对外战争来剪除政敌，于史并非仅此一见。《吕氏春秋·似顺篇》记载：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

    完子的策略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为家族的长远利益而不惜牺牲生命，也可算作田氏的家族传统了。

   艾陵之战时，田乞已至暮年，故而还没有来得及对田氏家族的最大敌人阚止（字子我）采取行动，就于战后不久死去。田氏代齐的历史使命由此落在儿子成子田常（恒）身上。

    田常可能初涉政坛不久，就与阚止并为齐简公的左右相。由于阚止深得简公宠信和倚赖，权势炙手可热，故“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左传》哀公十四年）。鉴于阚止的权势非一时所能剪除，“于是田常复修釐子（田乞）之政，以大斗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常布惠施德，广结人心，而族人田豹这时也取得了阚止的信任。田豹属于田氏的远房旁支，为人狡诈多智，被田乞父子作为田氏家族的间谍打入阚止集团的内部。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阚止对田豹说：“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田豹说：“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田豹稳住阚止，并将消息告知田常。田逆（子行）对田常说：阚止深得国君的宠信，如果你不先发制人，那么他就要加害于你。田常于是让田逆先进入宫中担任内应。

    五月壬申（十三）日，田常兄弟分乘四辆车子入宫，阚止出来迎接，田氏兄弟却抢先进宫，紧闭大门，将阚止撇在门外。宫中侍卫见田氏来者不善，挥动兵器抵抗，竟被田逆及其党羽歼灭。阚止因为不得入宫，便纠结党羽攻打宫城的大门和小门，久攻不下，就带领随从逃出临淄城，被丰丘人捉获送回临淄。田氏将阚止杀于郭门之下。

    五月庚辰（二十一）日，田氏带人追至舒州（今河北大城县），抓住了出逃的简公。六月甲午（五）日，简公被就地处死。

    简公的被杀，从表面上看是田常与阚止争斗的牺牲品，故而司马迁说“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实却是新旧力量长期较量的结果。对此后人有许多精辟的评论，颇具认识的价值。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

    简公在上位，伐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田成恒设慈爱，明宽厚。简公以齐民为渴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为圃池也。

    《淮南子·氾论训》云：

    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

    就在杀掉简公的当年，田常又拥立简公之弟骜为君主，是为齐平公。此后数年间，身任国相的田常为巩固业已取得的政权，继续推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修功行赏，亲于百姓”（《史记·齐太公世家》），赢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更重视直接动用专政机器，无情打击政敌。田常对齐平公说：“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得冠冕堂皇，仿佛设身处地替平公着想，然而作为形同傀儡的君主，平公有何资本施德于人？因此这不过是田常索取刑杀之权的托词而已。于是齐国的刑杀之权尽归田常。田常上下其手，不出五年，“尽诛鲍、晏、监止及公侯之强者”。齐国从此真正变成了田氏的天下了。与此同时，田常还强行将安平以东至琅邪的广袤千里的沃野良田划归为自己的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唐司马贞《索隐》引三国蜀汉史家谯周（允南）云：“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为禽兽之行。夫成事在德，虽有奸子七十人，只以长乱，事岂然哉？”认为此事是不可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有效控制齐国，田氏家族特别重视人口的生产，所以田常死后，儿子“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方为可能。到了田襄子的孙子太公和，“乃迁康公于海上”，“田和立为诸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氏代齐的事业最终完成。

    田氏代齐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其间田氏家族动用了大量的计谋权术，试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谋略术语衡量一下，诸如：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处虚守静，慎守待时；当机立断，火中取栗；随机应变，悬权而动；阳奉阴违，上下其手；无中生有，蒙混欺骗；挑拨离间，混水摸鱼；遍置耳目，探敌用间；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行阴德，广结善缘，收拾人心；调虎离山，断敌归路；拉一个打一个，逐个击破；通过对外战争，剪除政敌。凡此种种，倾险变诈，诡秘变幻，简直把个谋略权术玩弄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正是伴随着取代姜齐的长期斗争逐渐形成的。

    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一）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春秋的时代背景

    谋略，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氏族社会，地广人稀，社会结构简单，血亲维系人际关系，大家与世无争，安然自处，这样的民风纯朴的时代是很难设想有什么谋略文化的。历史进入夏商周三代，社会由儒家所标榜的尧天舜日的“大同”之世，递变为“小康”之世，谋略计策、机心机事也就渐次多了起来，甚至被后世誉为中国谋略的鼻祖人物也出现了，便是俗呼“姜子牙”的齐太公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文王之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之能一举颠覆殷商王朝，皆端赖于吕尚的阴谋诡道、兵权奇计。看来，中国兵权谋略鼻祖的桂冠非太公吕尚莫属了，但是吕尚对中国谋略文化的贡献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实际操作的层面，他基本是个谋略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传世《六韬》等所谓的太公兵法，似非太公亲手所著，而是战国人之伪托。

    太公以后的整个西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诸侯国均致力于在新封领域内的经营建设，无暇外顾。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地方势力崛起，上下内外交争，诸侯与天子，大夫与诸侯，士与大夫，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平民，以及国与国，华夏与夷狄，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谋略的运用与实践急剧多了起来；尤其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化，职业政治家之外又逐渐分化出职业军人（将军），职业外交家（行人），职业商人也出现了。这些新职业的从事者，其职业活动的可供参据的礼法习俗愈来愈少，愈来愈不合时宜（如西周初期的军礼，至东周时就显得那么迂腐可笑），于是为适应形势需要，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工商等各行各业，以及为人处世方面，都发明或总结了适宜于各自领域的游戏规则、谋略和手段。自然，各个领域的谋略有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而各领域和领域之间，又有横向的交流与借鉴，因此几乎一进入春秋，就进入谋略文化的黄金时代。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形成，自然与这一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

    （二）田氏家族文化形成的血缘种族的背景

    齐国的田氏出自陈国公室。陈国妫姓，始封君“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史记·陈杞世家》）。陈国既为虞帝大舜之后，那么其文化自然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而其人民自然也是聪明智慧的。

    从妫满到陈厉公的父亲陈文公圉经历若干代，前后十位君主。由于陈国自有其文化传统，并不严格遵守周礼，宗法制传统比较薄弱，故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许多诸如兄终弟及之类的原始遗存，由是陈国因兄弟子侄争夺君位继承权而发生的内乱史不绝书，齐国田氏嫡祖田敬仲完由陈来奔，正是起因于陈国的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内乱。这种充满了弑君篡位、腥风血雨历史文化的国度，有助于培养人的生存智慧和斗争艺术；兼之陈国弱小，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列强环伺，因此需要很强的生存自立能力。陈人善变尚谋的国民性格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战国策·齐策五》云：“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陈人“好诈”是远近闻名的（老子产生于陈国故地的苦县，亦非无因）。田（陈）完率领宗亲逃至齐国，自然也就将陈氏固有的“好诈”的集团性格带到齐国，成为齐国田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齐国的田氏家族始终保持着浓重的种族故国意识。陈国先后于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两度亡而复封，最终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被楚国彻底灭亡。“亡国踣家”，“宗庙不血食”，这对于妫满所有的后人来说简直有椎心泣血之痛。田氏家族为了使虞（舜）之“继守将在齐”（《左传·昭公八年》），遂萌生并加快了篡夺姜齐的步伐，日暮途远，不择手段。因此，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田氏篡齐的四个关键人物文子、桓子、釐子、成子之世，正是陈国不绝如缕至最终灭亡之时。因此我们认为，陈国的衰亡实可视作田氏谋略文化形成的催化剂。

    （三）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的姜齐文化背景

     追本溯源，姜齐谋略文化实肇基于太公吕尚。吕尚以“阴谋修德”以及“兵权与奇计”协助周文王、周武王倾覆商政，创建周朝，然后作为“功臣谋士”之首封建国于齐。太公立国方针原本就有着鲜明的谋略文化色彩。《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汉书·地理志下》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由太公开创的齐国谋略文化到了桓公时代更有长足发展。管仲、鲍叔、宁戚等辅政大臣早年皆曾经营过商业，势必要影响桓公一朝的政治风格。《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之谋博大精深，诸如：“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富兼人，以德兼人”等等即是。“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是以姜齐谋略文化在管桓之后仍在继续发展。

    姜齐谋略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田氏为了家族的事业，想必要从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田无宇就曾公开说过：齐桓公以能施而霸（《左传》昭公十年）。而田氏家族施财布惠行阴德的谋略传统正是由田无宇开创的，其有意识仿效管桓霸政谋略是无可怀疑了。姜齐谋略文化的其他内容如“兵权与奇计”、虚诈不情、通货积财以及因应之术，田氏无不拿来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田氏是从陈国宫廷斗争的腥风血雨中闯出来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经验和教训本来就在田氏家族成员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齐桓公死后的齐国政坛持续动荡，矛盾之错综复杂、斗争之残酷激烈又远甚于陈国。在这种形势下，田文子以前的田氏家族一方面采取处虚守静、韬光养晦而避免过早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策略，一方面从姜齐公室内部的倾轧厮杀如崔庆之乱中观摩学习，汲取经验和教训，充实本家族谋略文化的宝库。田文子以后，随着田氏家族渐渐强盛，有力量卷入冲突斗争以便捞取更大的权益，这时他们则一边同姜齐集团斗争，一边从姜齐集团那里学习。田氏谋略文化正是在同姜齐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光大的。

    （四）从田氏家族的职守看其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作为齐国大夫，田氏家族的历代核心人物首先是政治家，因此，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亦就以政治谋略文化为主要内容。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春秋时期的田氏家族成员许多人都曾从事过工商、军事、外交，而这三个领域又是谋略文化特征最明显的领域。田氏家族从业其中，总结经验，提炼计谋，升华智慧，然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其家族谋略的文化宝库，也是不难想象的。

    田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从事工商的历史，远祖有虞氏就是精于陶艺的氏族，据传，其领袖大舜不仅曾“陶于河滨”，还曾“就时”，“灰（贩）于常阳”，“贸迁于负夏”。周武王克商，舜之苗裔妫满受封于陈，同时又被任命为陶正，主管周朝的制陶业。田（陈）完逃来齐国后，齐桓公任之以工正，负责齐国的手工业管理。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远近的背景，田氏家族有着鲜明的经营工商业的传统，甚至如上文所说，连田文子、田桓子这样的在朝大夫，密谋策划时竟也要借用商业隐语进行交流。迨及齐景公，田氏已经发展为齐国的第一工商业家族。《盐铁论·刺权》载：田氏控制姜齐的山海利源，“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转毂运海者盖三千乘。”工商致富，然后凭借雄厚的资本“行阴德”，正是田氏家族颠覆姜齐政权的法宝之一。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工商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高瞻远瞩和精打细算的智慧与韬略，战国大商人白圭尝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史记·货殖列传》）因此可以肯定，经营工商产业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重要成因。

    田氏家族许多成员曾有过军旅生涯，甚至不乏统帅军队的方面之将，仅见诸《左传》者就计有：田无宇参加伐莱之役（襄公六年），孙书（字子占，田无宇之子）统兵伐莒之役（昭公十九年），田乞统兵救范氏之役（哀公四年），田瓘、田庄以及田书、田逆分别参与伐鲁之役、艾陵之役（哀公十一年），田瓘统兵救卫之役（哀公十七年），田常统兵救郑之役（哀公二十七年）。其他见诸史乘者尚有：田穰苴退晋军、燕军之役（《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田完子拒越之役（《吕氏春秋·似顺》）等等。田氏家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的治军、用兵的经验智慧，必定成为家族谋略库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田须无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堪称兵家之格言妙语。次如田常统兵救郑之役，整军经武、临阵处置皆甚得为军之道，颇有名将风范（详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说苑·指武》）。

     至于外交，也是田氏家族擅长的职业，洞悉天下大势，纵横捭阖，娴于辞令，在外交阵线多有建树，见诸《左传》者如：田无宇使楚乞师，终于使楚国伐郑以救齐（襄公二十四）；田须无力排众议，主张响应弭兵之会，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我民，将焉用之？”（襄公二十七年）；田须无劝齐景公朝晋（襄公二十八年）。尤其田成子常（恒）弑杀齐简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氏家族在外交上更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更能充分展示田氏家族的谋略特色。

     齐平公元年（前480年）春，鲁国孟孙氏的采地成邑（今山东宁阳北）叛投齐国，孟武伯率兵攻打成邑，不克，就在附近起筑舒邑以压迫成邑。齐鲁关系骤然紧张。秋天，田常派其兄田瓘出访楚国，敦睦齐楚邦交。田瓘路过卫国时，遇见孔门弟子子路。子路谓田瓘道：“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左传》哀公十五年）。田瓘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本年冬天，齐国约请鲁国讲和，孔门另一大弟子子贡陪同子服景伯访齐，田常亲自到子服景伯下榻的客馆探望。子贡表示鲁国愿意像卫国一样，结好齐国。田常遂将成邑归还鲁国。从此，齐鲁邦交乃趋于正常。此后田常又充分利用楚有白公之乱、晋有四家之争、吴越相互攻伐的有利国际环境，开始插手中原事务，加强齐国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四年之中，田常数次出兵卫国，终于控制了卫国的局势。齐平公六年（前475年）夏，田常在廪丘主持诸侯盟会，准备驱使诸侯联军替郑国讨伐晋国，但郑国并不想同晋结怨过深，因而宛然拒绝，使得盟会不欢而散。次年秋，齐平公在田常指使下前往齐西境的顾邑，与鲁、邾两国君主会盟。

    田常在外交领域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尽管有弑君盗国之名，但“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 （《庄子·胠箧》）。甚至连晋、楚等强国也无力遏制齐国势力向中原的扩张，齐国颇有重振桓公霸业的气象。

   外交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职业，田氏家族在外交方面无疑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从而也大大丰富了田氏家族的谋略库藏。

    要之，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以上所列只是几个主要方面而已。

    三、余论：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社会的影响

    战国时代的齐国是田氏的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固然仍在持续发展，但是鉴于田氏已经摇身一变为齐国的王室贵族，所以其家族谋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齐国谋略文化。田齐谋略文化之发达，实乃众所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言；然而姜齐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田齐谋略文化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风尚的层面看，田氏齐国的谋略文化比较姜姓齐国要鲜明和发达许多。《管子·水地篇》说齐人“谄谀葆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秦昭王语“吾患齐之难知”，《战国策·齐策》载秦王政语“齐多智”，凡此云云，所指皆为战国时的齐国，而非春秋时的齐国。战国时齐人重谋尚智性格愈发鲜明，除了与齐国工商业持续发展繁荣、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以及崇尚“谋”“诈”的莱国、莒国并入齐国版图等背景因素有关外，也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大有关系。

    其次，从政治的层面看，战国田齐统治者娴于统治术的运用，齐威王继位之初“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后封赏即墨大夫而烹杀阿邑大夫，致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便是典型的事例。此外，战国时的齐国特别重视治国谋略的研究、探讨和总结，田齐统治者兴办的几乎与战国田氏相始终的稷下学宫，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以优厚的条件招致天下游说之士，“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请这些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遂有“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细察稷下百家政治学说，便不难发现其中参杂了不少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内容成份。就以黄老学派来说，其以黄帝和老子命名学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田氏家族的烙印。齐威王所铸敦铭云：“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转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155页。铭文中的“黄帝”，传统以为即号为轩辕氏的黄帝，而事实上却是指的田氏家族的远祖虞帝舜详见徐北文：《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载《徐北文文集》，济南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80—81页；张华松：《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至若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楚苦县人。按苦县，今河南淮阳，春秋地属陈国，则老子可算作田氏旧国的遗老乡贤（我们甚至怀疑现存《老子》其书，正是战国田氏家族假托故国老子之名而编纂的一部权谋学著作）。由此可见黄老学派一名的缘起，实在体现着田氏的故国之思和祖宗之念。另外，黄老之学作为稷下显学，所论不外乎政治权谋术，处虚守静、通权达变、因任而治则是其主旨，而这一切不仅是姜齐政治文化的传统内容，更是田氏家族谋略学的精髓要义。由黄老学派衍生出的稷下法家，强调“德法兼治”，亦带有鲜明的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特色，田氏家族正是靠“行阴德”，“行刑罚”，德法并施而取代姜齐的。更耐人寻味的是，稷下兼治黄老之学与法家之学的核心人物恰恰正是一位田氏家族成员，那便是绰号“天口”的田骈。

    又次，从兵学的层面上看，战国齐国兵学更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密不可分。前文提到，春秋时的田氏家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军事实践经验，也出现了诸如田书、田穰苴、田常等名将。迨及战国，田齐守土护疆者多为田氏成员，如《说苑·臣术篇》中的田居子之守西河，田解子之守南城，田种首子之守即墨，即是显证。而威震一时或流芳百世的著名兵家人物又几乎是清一色的田氏家族成员，如田忌、孙膑、田婴、田文、田单，这已足以说明战国齐国兵家与春秋田氏家族谋略文化之关系了。

    那么，如何看待孙武以及《孙子兵法》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关系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齐威王与田穰苴以及《司马兵法》的关系。我们且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文字不长，疑点颇多：其一，“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名不见于《左传》。其二，“齐景公时，晋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捍燕晋之师”。晏婴去世前的景公时期并无晋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的记载，晏子既然久有“田氏将代齐”的预感，从情理上也不会举荐田氏统兵。其三，“斩庄贾以徇三军”，颇类《孙子列传》之斩吴王宠姬，也似小说家言，且庄贾其人亦不见于《左传》。因此，穰苴之事不足深信，然而其曾任大司马，善于治军，或许有其事，尤其本传称：“已而（指功成尊为大司马之后）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叙述详致，当有所本。因此我们姑且相信实有田穰苴其人，善于治军，且能“申明”古本《司马兵法》。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本传结尾的两段文字：“……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如此，《司马穰苴兵法》是齐威王召集稷下大夫于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时，将以田穰苴为代表的田氏家族的有关治军经武的一些言论附于其中，编纂成书的，而前文我们已经谈到，田常之治军经武就颇堪称数。

     作为一位具有宏图大略的君王，齐威王所“使大夫追论”者自然不会仅有《司马兵法》，据研究《六韬》、《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齐威王时的诸大夫之手徐勇：《齐国军事史》，收入《齐文化丛书》第15卷，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7—98页。。在此且不论《六韬》，单说《孙子兵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史记·孙武列传》较之《司马穰苴列传》更语焉不详，疑点尤其多多，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春秋末年的齐国田氏家族中实有孙武其人（或许即是《田敬仲完世家》“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中的田武子），《孙子兵法》也绝不是孙武所著；联系到《司马兵法》的成书，似乎可以肯定也由齐威王召集稷下大夫集体所编纂。当然书中的那些时代特征较早的内容应是对春秋时代齐国兵家尤其田氏家族兵家谋略内容“追论”的结果，而冠之以“孙武”之名，或着是出于学派竞争而不惜托古改“制”的需要，或者是出于家族的荣誉感吧参见徐北文：《关于孙子的刍荛之见》，载《徐北文文集》，济南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69—76页。。

    又次，从外交层面上看，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威、宣、湣三王都是很有言辩技巧和谋略的人物，而田氏家族成员如田巴、田骈等人更以善辩而擅名于一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战国齐人善辩好议论蔚成风尚，三邹子（忌、奭、衍）、淳于髡、接子、冯谖、颜斶、王斗、鲁仲连等雄辩之士俊彩星驰，乃至齐国一度成为纵横家的摇篮，纵横家的巨擘苏秦、张仪早年还曾“东事师于齐”，追随鬼谷先生求学问道（《史记·苏秦列传》）。田齐纵横家文化发达，追本溯源，也同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最后，从商业层面上看，战国田氏统治者完全继承了春秋时代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给予工商业高度的重视，并且积极总结和探索商战的理论和数术，其突出表现就是组织人力编写《管子》“轻重”诸篇。“轻重”诸篇托名于管仲，集中讨论商战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宏富而精深，自成体系，可以代表战国时期齐国商战谋略的最高水平参见张华松：《〈管子〉“轻重”诸篇的商战谋略——兼谈齐兵战理论发达的原因》，《孙子学刊》1994年第1期。。这样的著作出现在田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春秋田氏家族商业谋略文化影响的结果，甚至其中的理论、策略以及商战的具体事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田氏家族商业谋略和实践的归纳、概括和升华。

     以上便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社会影响之大致情况。为表述的方便，分作五个方面简要探讨前后者间的因果关系。其实，现实生活中处世、政治、军事、外交、商贸等方面的谋略文化往往呈交叉影响的关系，比如成书于战国齐人之手的所有兵书中概无例外地透漏出商业谋略的东西；反之亦然，成书于战国齐人之手的“轻重”诸篇，也不乏军事谋略的内容和精神。如此看来，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时期齐国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恐怕远远超出了我们所估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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