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田家祠堂：讲不完的辛亥往事 （田时霖揭秘二）

   在上虞市小越镇田家村田家祠堂内，14位辛亥名人志士的抱联尘封多年后重见天日，引起极大关注。而这个祠堂更因烙上了辛亥革命的深刻印记，这种历史的沉厚重感，使其更为庄严深沉。

    田家祠堂最近被清理出来后，经比对田氏族谱收藏的一幅祠堂平面图，人们发现这原来仅仅是祠堂的中心场所“紫荆堂”，而“紫荆堂”的面积不过是整个祠堂的九分之一。听村里老人说，原来祠堂至少有108根这样的石柱，可以想像当年的祠堂规模有多大。令人扼腕的是，如今这座祠堂已被拆得差不多了，其中很大部分还是近年拆的。这个有辛亥名人对联石柱的残破仓库，能够被留存下来，已是万幸了。

   《古今奇观》有载：昔东晋初，田氏始祖田完四十二世孙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屡世同居，家业兴旺，庭中有一荆树年年繁花似锦。后因闹分家，院中荆树骤枯，三兄弟见状，遂不再分家。院中荆树后骤盛，景象重圆。因而“荆树佳话”成了田氏家族和睦相处的象征和代代倡导的家风。

   田家祠堂以“紫荆”命名主堂，不仅象征吉兆，更是为了教育后代。当年田时霖集14位辛亥名人镌联于紫荆堂，昭示着田氏家族希望后代继承家风、为国为民的良苦用心。

   在祠堂平面图上发现，“紫荆堂”的前面有一个大戏台，戏台两侧为“紫荆校舍”，祠堂的东面有一排房子叫“凤荫山庄”。这学校和山庄是怎么回事呢？经查阅家谱得知，原来“紫荆小学”和“凤荫山庄”都是田时霖受母亲陈氏太太之命，发起并集旅沪族人捐款而创建的慈善机构。

   据了解，当时田时霖在家乡一共办了3所紫荆小学和一所宝泽女校兼幼稚园。其中第一紫荆小学创办于民国元年，先是办在别处，待田氏祠堂建成后迁到祠堂并增加高小。

   田时霖和其他商人不一样，其他商人一般是发了财才想到做慈善，而他受祖父和母亲的影响，从小就确立了为慈善而奋斗的人生理想。

   民国元年，也就是 1912年，田时霖创设震升和木行，任经理。并被选为震巽木商公所董事和副经理。辛亥革命以后，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下，举国共振实业，田时霖在铁路建设和木材进出口中，同外国人有长期的商务往来，因此比较早地参与了近代生活，接受了诸如合同法、有限责任、会计薄记法、投票选举、制定规章等西方的思想与制度。震巽木商公所就是当时最早改组步入近代化的新式同业公会之一。其时，他“念故乡地处偏隅、民气淳朴、民智犹锢塞也，不可不亟以学校钥之” ，邀请旅沪族人以“董事会”的形式集捐资办学校，田祈原等都积极参与。

   这种以“董事会”集资办民间学校的做法当为中国首开。学校冠为“第一紫荆小学”系指田氏首创。学校以普及教育为目标，不仅限于本姓子弟，且所收学生全部免费。紫荆学校在民国初年就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现代意识的学子。

   “凤荫山庄”则是扶贫济困、帮助殡葬的场所。田时霖的祖父田宝初乐善好施，他在为修宗谱拔荒拨荆寻找被湮没在荒草乱石中的祖坟时，发现有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尸骨，漫山遍野，心中非常难过，遂发动大家收殓。然而，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而自己的经济能力却有限，就留下遗愿，要后代续办。田时霖经商有成后，田母就命他在家乡置办凤荫山庄，专门积谷瞻养救济穷困老弱。而后，田家又购置山田，捐出作为收敛暴尸野外者的义坟。

   如是看来，田家祠堂并非是一般的家族祭祖场所，更是一个辛亥革命之后倡导改变民风、开化民智、弘扬大爱精神的“实验地”。难怪那么多辛亥名人都慨然赴会一堂，赐联支持。

（2011年05月13日 首发 绍兴网　 作者：天瑞 建钧 董国光）

 上虞田家祠堂：辛亥精神求为谁？（田时霖揭秘三）

    最近，在上虞小越田家祠堂，14位辛亥名人对联的横空出现，引起了人们对辛亥往事的回忆，也勾起了人们对祠堂修建发起人田时霖的好奇。这位并没有显赫头衔的商人，怎么请得动这么多名人义士精心为田家撰写祠联及家谱序记呢？

   田时霖，究竟是位什么样的神秘人物呢？

   这个曾经受母亲的训导，奉行“做事不入仕，刻意隐于世”的人，他的低调仿佛注定他的业绩和名字会被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之中。然而，他毕竟在他的时代刻下过一道不平凡的人生印痕，虽然近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在他的故乡，人们却用经久不息的口口相传，保存了这道痕迹。当田家祠堂那些覆盖在石灰下的刻联豁然见世的时候，这道被埋没在岁月尘埃下的历史微痕也被轻轻抹开，重见天日。

   在1915年的田家族谱里，有多篇附记揭示了田时霖在辛亥革命前后，包括其在护路拒款、金陵筹饷、改革民风、首开先河将祭拜先祖的祠堂办成学校和慈善机构等的活动。这几天，我们又从民国老期刊和上海地方史档案中发现了更多的文献，写到了他1915年以后的作为。其中1925年《智识》期刊上的一首《题田时霖先生像》的古文诗，和1945年《木业界》期刊上的一篇《田时霖传》，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人其事的指南。结合其他史料，这个神秘人物终于渐渐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干事的隐士，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忧民情怀的义士。

   创建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这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人们多会把目光集中在武装斗争上，殊不知辛亥革命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

   浙江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浙江涌现出大批名人志士，他们忧国忧民，以不同的角色承担起了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如果说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志士是辛亥武装革命的先驱，那么一批崛起的浙江商人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革命的先锋。

   查阅田家祠堂对联作者的资料，我们发现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实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其中不少人还成就斐然。田时霖能成为他们圈子里的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抱负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之后，在“实业救国”思潮推动下，“举国兴业”使中国民族经济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轨道。这个时期，旅沪浙籍人士已达几十万之众，随着民族产业资本的持续发展，浙籍金融资本也迅速发展，并在上海金融界形成了主导地位。正如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所说，当时上虞就涌现了44个金融巨子。田家祠堂的田时霖、田祁原都是代表。

   为了抗衡列强资本，民国十年（1921年）10月15日，田时霖和田祁原，还有其他浙籍人士宋汉章、王晓籁、胡熙生、谢伯殳、裴云卿等人发起创办了中央信托公司。这家信托公司乃是中国首家信托公司，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走向近代化。田时霖被推选为首任董事长，严成德被聘为总经理，田祁原为筹备部主任。

   中央信托公司成立后，很多人群起效仿，沪上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多家信托公司，连同大批的交易所，居然掀起了金融狂潮。因为其中不乏投机之人，结果年底发生了“信交风潮”（也叫“民十风潮”），绝大多数交易所和信托公司都倒闭了。然而，中央信托公司却以其良好的信誉，规范的组织法，不仅成为仅剩的两家信托公司之一，而且还持续发展，于次年购上海北京路基地，自建5层楼大厦为总公司营业所。

   田时霖任董事长至1925年去世，后由田祈原接任。中央信托公司后来改名为中一信托公司，是民国时期时间最长、最负盛名的信托公司。

   创办国货陈列所，呼吁推动国货

   列强在一战期间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战争一结束，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华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洋货开始充斥中国大地，使得国货举步维坚。面对民族经济漏卮日巨，民生日艰的危险状况，时任上海总商会会董的田时霖承担起了宣传推动国货的责任。

   1920年，占地700余平方米，楼高3层，总面积为1600余平方米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竣工。1921年3月，田时霖被推举为商品陈列所首任所长 。1921年 11月1日，商品陈列所隆重开幕。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

   陈列所设有美术部、饮食品部、农林园艺部、机械部、染织工业部等，各类展品达3万余件，平时免费向社会各界开放。1925年参观人数达3万余人次。陈列所内还设立售品部，专代国货厂商推销优良产品。还举办各种国货展览会，宣传国货。国货展览会相当于早年的世博会。

   在田时霖任期内，先后举办过开幕展览会、蚕茧丝绸展览会、化学工业展览会，还有各种主题商品展览会。多次编辑出版《国货津梁》小册子，详细介绍全国国货工厂、商号的产品、商标、地址，这本册子一度成为推广国货的指南。商品陈列所还先后为海内外各种博览会，如西湖博览会、荷兰万隆城博览会、美国纽约赛会、美国费城商品陈列馆、暹罗国货陈列馆等代理征集中华国货，进一步扩大了国货影响。

   田时霖任所长直到去世。

    争取租界内华人参政

   1920年，为了争取租界纳税华人应有的权利，争取应税华商与应税西人有平等待遇，田时霖和穆藕初、汤节之、盛丕华、方椒伯，朱子谦、陆维镛7个商会会董专事调研，呼吁改良税制，并要求允准华人代表在租界参政。

   在经历了抗税、请愿、交涉等斗争后，10月14日，宗旨为“专为发达界内之自治及公共之利益” 的“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制定了章程，选出了27名理事。田时霖被选为该会理事。办事处设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以近代化的组织形式建设同乡会

   浙江商人在沪上崛起，固然是因为浙人聪明勤劳，但也和他们团结互助分不开。早在1907年，田时霖就帮助组建浙江旅沪学会。朱福诜（对联作者之一）在1915年写道：“以余所知，于知澍林（即田时霖）者证之，澍林居沪久，偏交其贤豪长者，越中诸君子设旅沪学会，为之先后奔走，疏附御侮，澍林之力居多。”
1918年，在母亲去世数年后，田时霖终于答应担任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总董。他在旅沪绍人中威信很高，大家都敬佩他的品德和作为，一听说他当会长，同乡们奔走相告，踊跃入会，会费骤然增多。田时霖看到家乡子弟失学，马上用这笔钱在沪上增办了两所学校。

   田时霖对同乡会进行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化改革，即引进三权分立性质的体制。同乡会设议事会、董事会、 会员大会3个办事机关，章程明确，财务公开，人事和重大事件都由会员大会投票决定。同时，他担任浙绍会馆永锡堂总董，对永锡堂也做了重新规划整顿。1922年，经改革后，总董改称会长。田时霖再次当选为会长。

   人们也许对今年的日本海啸印象深刻，殊不知，1922年，在浙江绍兴地区，也发生过一次更为严重的海啸。那次海啸造成60余县水灾，万民流离失所。在这场重大的灾害面前，正是会长田时霖，带领绍兴同乡会奋力赈灾，救民无数。而他自己则鞠躬尽瘁，累死任上。

   弭兵救民，化解江浙战争

   1924年发生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该次战争是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得到了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调兵遣将意欲一战。

   大祸临头，民众人心惶惶。其时，田时霖病重，正在上虞老家养病，听到这个消息，深知战争一旦爆发，两省人民必遭涂炭。于是挣扎疾起，奔走斡旋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田时霖在火车上七天七夜，风尘仆仆，结果病情骤重，呕血不止，吐了足有一升之多。

   在他和张謇（疑为祠堂对联张姓作者）、张一麐等人的努力下，江浙双方终于达成“江浙和平公约”，使形势趋于缓和，两省人民免遭战争蹂躏。

   兴修曹娥江水利

   上虞北边滨海，西面连接曹娥江，溪水俯泻入海，海潮逆流入江，经常会有水患，全靠前江后海南北两堤作为屏障，姚慈鄞镇绍等六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系在塘堤。可是塘堤年久失修，险象环生。一遇风潮就有崩溃之患。1916年、1919年和1920年，都发生过溃堤。

   1922年，曹娥江又遇伏汎大潮，人人知危。王佐（祠堂对联作者之一）和俞怡园有心修堤却愁于无钱，便请田时霖出面筹款。田时霖深知塘工之事系着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危，关系重大，义不容辞，就马上号召筹募捐款。当年正月十四，又在田家祠堂设立“曹江水利下游塘工董事会”。余姚、上虞近200人为董事，聘请魏清涛、宋汉章（上海总商会会长）、蒋履斋（蒋梦麟之父）、戚翰臣、邵子兴、田祈原、裴云卿等二十人为办事董事。聘请王百治为经济主任，俞怡园为工程主任，陈一斋为总务主任，聘请王佐、胡钦皆、朱学坤为特别董事。田时霖被办事董事公举为董事长，主持一切事务。 
   
   为筹款，田时霖抱病奔走呼号，上请政府拨款补助，下发动民众募捐，使堤坝得以顺利开工修建。不料开工7个月后，山洪暴发，飓风大作，海啸发生，洪水冲毁提坝，淹没了60余个县。田时霖听到这个消息，心焦如焚，急电邀集同乡开会，议集捐款救灾。9月3日，绍兴旅沪同乡会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绍属水灾筹赈大会，田时霖旋即奔走杭州、宁波、南京、上海等地，向政府各部门和各个慈善团体竭力劝捐，终于筹集到了55万振款，购买玉米十万余石，新旧棉衣一万多件，赶赴各地振灾救济。

   狂澜一过，新堤即兴工建设。1924年，历时4年的工程终于告竣。建筑石堤、洋灰堤1100余丈，护堤坦水800余丈。建筑用款精打细算，最后用款不到24万，创下工程质量好，费用少的奇迹。

   该项工程艰巨浩大、屡历磨难，负责工程的俞怡园积劳成疾几致不起。田时霖更是累病交加、身心俱瘁。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修堤工程，面对如此大面积的重大灾荒，需款如饥待哺，筹款山穷水尽，作为一个完全是义务挺身而出的民间人士，如果没有救民于水火的义气和责任心，没有任劳任怨的刻苦精神，没有义无反顾的坚定执著，没有立足于公心和品德的号召力，如何能够担当和完成？田时霖做到了，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积劳成疾，病情加重，于次年病故于杭州，时年49岁！

   上世纪60年代，田家村的书记田兆南在田时霖的老屋里发现了大量的水利图纸。这些图纸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出现在田宅？当时就成迷。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曹娥江下游虞境塘工征信录》书被绍兴网手机记者董国光发现，这个谜团终于破解。原来田时霖是20年代曹江水利下游塘事的总指挥！

   石碑和口碑--寻找田时霖之墓

   田时霖一生善举无数，诸如修桥筑路、创办慈善医院、创办免费学校、创办扶贫济困的慈善山庄等等，在家乡更是有口皆碑。甚至他的住宅也建造成为免费学校兼幼稚园。楼下为教室，楼上是教师宿舍兼家庭居室，全家人都义务任教。在民国初年还没有电的偏僻乡村，他舍得花钱买来发电机和水泵，为学校照明和用上自来水，自己却节俭得连发霉的食品也会洗洗再吃。

   他也是余姚春晖中学首任校董和中国首个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委员。

   田时霖去世后，被葬在上虞一座杨梅山下。60年代，当地修水库，有人以为他是木商，棺木必为值钱楠木，就开墓挖掘，结果发现只是一般红木，便把他的遗骨随手抛弃。当地一方姓老人感于时霖公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悄悄做了个木箱敛骨葬于他处，以防被弃。他的墓碑修水库时则被用作石料垫于水库库底。这个失去了墓碑的孤冢，这个曾经救过无数灾民，掩葬过大量无钱殡葬者遗骸的逝者就这样被湮没在了荒草乱荆之中，多年无人知晓。

   田时霖的墓碑虽然没有了，但可幸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口碑依在。岁月可以蚀去石碑上的篆文，却磨不灭口碑上的刻痕。今天，当我们重新触摸到这些刻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不是石碑的冰冷，而是一种直透心灵、浸彻灵魂的温暖，那种温暖源自于一种精神，一种无需纸钱祭拜，却能保佑后代生生不息，幸福平安的精神，这就是人类所向往、所祷求的大爱精神！

   辛亥精神求为谁？不就是为了富国强民，为民生、民主和民权吗？

   值得一提的是，田家村一个叫罗国根的人，花了5年多的时间，几经周折，终于在上虞驿亭镇下闸头村找到了失去墓碑的田时霖之墓。祠堂对联揭秘以后，罗国根和田根灿又再接再厉，找到了田时霖遗骸的埋葬地点。

   百年苍桑如斯，故人俱往久矣。回望田家祠堂，皑皑石灰，终究没有遮掩住石柱上的古老对联。苍苍青苔，又如何覆盖得了口碑上的隽永传说？

(作者：天端，董国光，建钧。 编辑：孟焕国)

（注：本文于2011年05月17日首发于绍兴网。2011年5月24日天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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