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礼

     穿市而过的运河两岸大堤上，一畦畦青青的蔬菜，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和油菜籽，为正在治理的运河装扮几分姿色。
　　“现在开荒种地与早几年不一样，不是图产多少粮食，而是刨刨地，锻炼锻炼身体，活动活动筋骨”。

　　“如今不缺吃不愁穿，开点荒地算是有个猴儿牵着，整天闲坐着，非闲出来毛病不可。”

　　“常来河堤上看看自己种的庄稼和蔬菜，是一种享受，收东西不多，图个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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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开荒者开心地交谈着。

　　我站在开起的荒地上闻着泥土的芳香，看着嫩绿的青苗，听着开荒者的言谈话语，想起那难以忘怀的往事——

　　“三年困难时期”实行集体食堂，家家户户停灶熄火，全村100多口人一个食堂。食堂按人口发饭，时常吃不饱。人们在坑边、河坡、树林、宅院开垦荒地，种上庄稼和蔬菜，以解肚肠之饥。那时，我不满10岁，有一年春末，我跟随母亲和哥哥，在村头树林里用抓钩和铁锨挖出丛生的杂草野蒿，刨出纵横错节的树根，开出不足半分荒地，栽上几十棵红薯。整个夏天，我们顶着炎炎烈日，为那几十棵红薯浇水、锄草、松土、翻秧。红薯秧越爬越长，红薯根把泥土拱裂了缝，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好奇地用手抠开土块，看见鲜嫩的红薯直想往肚里吞。待到人们把成熟的庄稼收回家，上面来了政策，所收的粮食和蔬菜全部交公，有些人家把粮食埋在地窑里，藏在风车箱里……各村挨家挨户查收，把家家仅有的一口铁锅也收去了。我把刨回家的红薯藏在柴禾堆里几块，没被查出来。到了夜深人静，母亲用洗脸盆煮熟几块红薯，我吃着比那蜜还甜。

　　时隔几年，春风刚刚剪出细细的柳叶，冰封沉睡的土地开始解冻。村里的聋子爷在屋后那片废地上一锨锨地翻，一镐一镐地刨……

　　聋子爷自幼家中贫寒，不到20岁被抓了壮丁，打仗时火炮震聋了耳朵，被国民党部队撵回家，一辈子连媳妇也没娶上，几十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孤独生活。聋子爷虽然耳聋，没有文化，但很聪明，见啥学啥，学啥会啥。犁耧锄耙，扬场放磙，样样农活都会干，还有一手编席打篓的好手艺。他家住在村后，只有一间屋，屋后不远是一个大水坑，水坑边就是一片废荒地，长满野树杂蒿。只要生产队不派活，他闲着没事干，一有空就去刨。一春天开起近1亩的荒地，种上秫秸高粱。高粱穗可填补口粮，秫秸编出席蒌到集市上去卖，挣几个钱花花，聋子爷这样盘算着。

　　立秋三天遍地红，高粱成熟了。一天傍晚，聋子爷趁着天色还未黑透，在院内大青石上噌噌地磨着那把生锈的镢头，准备收那片开荒地里的高粱了。这时，走过来一个人，给聋子爷比划几下，扯着他来到生产队的南场上。场上坐着一圈人，让聋子爷站在中间。他不知道咋回事，东瞅瞅，西看看，周围人们紧张的面孔已瞅不清楚。一位公社蹲队干部讲话说，今天开全体社员会，就是要割田聋子的资本主义尾巴，开荒种地应归集体所有，明天生产队派人把他种的秫秸高粱收了……

　　等蹲队干部讲完，生产队长拿着一棵青秫秸，朝聋子爷开荒种地方向指指，又往场里指指，比划着告诉聋子爷，他开荒种地的那片高粱归集体了。聋子爷好像明白了意思，两手抱着头，蹲在地上，他哭了。

　　第二天，生产队派人把秫秸高粱收到了场里，聋子爷没有去，他病倒了，整整睡了3天。

　　自那以后，村里再没有人开荒种地了。

　　历史的车轮转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片片荒地分到户，又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和水灵灵的蔬菜。可聋子爷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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