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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海峡那边(田姓)老人的一段缘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1514    添加时间:2020-7-13 20:30:50
     

    与海峡那边(田姓)老人的一段缘

    作者:冯飞


        一湾湛蓝、幽深的海峡,与茫无边际的太平洋融为一体。

         海的这边,是老宅、家山、祖墓,是故土!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海峡仍旧那么辽阔。但大海那边总令我们愁肠百结……

         我在台湾有三位忘年交。除了我本家族的冯开祥、冯健才两位叔祖(皆抗战老兵,战功卓著),还有一位是抗战“飞虎队”第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田景详上校。如果田景详老人在世,今年正好一百岁。即将到来的2018年2月17日,是田景详伯伯去世十周年忌日。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发怀念这位未曾谋面而与我交谊深厚的抗战老兵。

                                                ——题记

        2002年深秋的一个上午,我从贵阳乘坐驶往湖南的列车,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旅程。与我结伴同行的有两位朋友,我们此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在我的行李中,有一部43万字的书稿,这就是我送给凤凰古城的“见面礼”…

        其实,我的凤凰之行早在140年前就已启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贵阳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外交纷争——“贵阳教案”。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起教案,更是清末一桩重大的涉外事件。在史学界论述中,该教案与“天津教案”、“成都教案”合称“清末三大教案”。这起教案的组织、策划者,是凤凰籍的湘军名将田兴恕。当时,他的身份是贵州提督兼署巡抚、钦差大臣。

         田兴恕,字忠普,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湘西镇筸厅(今凤凰县)筸子坪。早年家贫,16岁充行伍,入湘军。田兴恕生长的年代,正处满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转为内外交困、没落衰败的动荡时期。激烈而势不可挡的“太平天国”武装暴动,使本已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但是,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八旗、绿营的无能,恰好给湘西一个16岁的穷孩子提供了改变命运、飞黄腾达的机会。凭着勇猛无畏的性格,田兴恕在尸山血海拼杀中如鱼得水、屡建战功。于是,他引起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后来的湘军大帅曾国蕃、左宗棠、江忠源的注意。入伍不到半年,田兴恕直接被巡抚骆秉章破格提拔“委充哨官”。

        此后八年,田兴恕的职位迭次飙升,快速提拔。清咸丰十年(1860年),经湘军大员曾国藩、左宗棠和贵州巡抚蒋霨远等人举荐,田兴恕擢升贵州提督。旋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接替蒋霨远,兼任贵州巡抚一职。田兴恕此时的年龄不过24岁。这一时期,凤凰籍的湘军悍将杨岩保、田兴奇、沈宏富(沈从文之祖父)等,皆其手下得力干将。

        大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烽烟四起,贵州各级官府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少数民族起义中困处危局,史称“咸同苗乱”。田兴恕担任贵州巡抚期间,多次因“盗贼蜂起”受到朝廷斥责。苦恼之际田兴恕认为,贵州治安败坏与洋教盛行有关。若要稳定治安,必须得“驱除邪教。”

         和贵州巡抚“田大人”一样,类似观点在清末官员中较为普遍。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在田兴恕支持下,贵阳府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开州知州戴鹿芝等官员,先后下令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及8名教徒逮捕。旋即按田兴恕“缉案就地正法”的批示,将文乃尔等斩首处决,“贵阳教案”就此爆发。此后,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重处“贵阳教案”的组织、策划者田兴恕及赵国澍、戴鹿芝等当事官员。田兴恕被革除官职发配新疆,其官邸改建为教堂赔付法方。

        深秋的下午,汽车载着我们在蜿蜒、曲折的湘黔公路上一路颠簸,缓缓驶向田兴恕的故乡——凤凰古城。临近傍晚,我们终于进入了凤凰县境。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商铺林立的广场。车子刚停稳当,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兴冲冲地向我走来,他体态健硕,步幅轻快,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我问:“请问是田老师吗?”他答:“对对对!你就是冯飞吧?”我一边点头,一边上前与对方紧紧拥抱——此时站在我面前的,是清末“田大人”的曾孙、著名山水画家田儒乾先生!

         我说,田大哥,我来迟了,对不起!田大哥笑道:“是啊是啊,你早该来的,这次既然来啦,你就好好玩几天吧!”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们紧紧拉着对方的手,似乎彼此早就熟识……

         其实,我的凤凰之行——尤其是我与田儒乾先生的会面,应该在140年前就已注定。

         1992年年底,我无意间接触到了一份关于“贵阳教案”的文史资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教案”一词。次年夏天,我从家族里得到了一部陈旧泛黄的《冯氏族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我对祖宗们的身世有了初步了解。

         大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闰八月,当钦差大臣田兴恕指挥湘军忙于到处剿匪的时候,在黔北重镇遵义府的大娄山下,一个13岁的少年提着砍刀,跟随一支叫做“太平军”的队伍逶迤远去。这支队伍的首领名叫石达开,少年正是我的高祖冯开良。一年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数千残部被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下令斩杀,唯独我的高祖因石达开故意支遣差事而死里逃生。1993年5月,遵义县政协编撰出版的《遵义县文史资料》中,《石达开军前护卫冯开良》(作者卢志光)一文,介绍了冯开良老人的这段身世。

        我自1993年夏天开始,着手对“贵阳教案”这桩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其范围主要涉及教案发生的背景、经过及文化渊源。同时,“太平天国史”、“咸同苗乱”、“湘军史”等等,也是我关注的内容。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我是幸运的。2001年3月,经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审查批准,我以“贵阳教案”为题材,请假从事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创作。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湖南作家陈启贵先生的热忱帮助下,意外找到了田兴恕的后人田景详、田儒乾父子,他们为我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2002年8月27日,43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完成初稿后,贵阳市乌当区委宣传部特地安排专人给我打印,随即又把数十份书稿送到省里的文学、史学、宗教等各界专家手中进行审读。一个月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对《大清血地》进行评审。专家、学者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大清血地》初稿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分析、点评,除个别小枝节有待完善,大家一致对该书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正所谓“好事多磨”,在《大清血地》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个别官员的误解和猜嫉,在出版问题上受到一定阻碍。苦恼之际,朋友张嘉谚先生的一句话令我茅塞顿开。“《大清血地》是一部传记性质的历史小说。其他人的任何意见都仅供参考。”他说,“关键问题在于,传主的后人是否支持你、认同你?他们的意见才应该值得你注意。”

        于是,便有了2002年深秋,我们那次特殊的“凤凰之行”。关于这次出行,张教授以他那独特的视角,在其“老象博客”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冯飞与田兴恕曾孙田儒乾的会面令人感动亦令人感慨……田儒乾性格爽脱、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木匠活石匠活泥水匠活无一不精,这多少帮助了他度过几十年非常岁月。如今他已是凤凰籍的著名书画家,跻身社会名流,作风依然朴实。冯飞与他的见面,还不仅是140多年前的‘贵阳教案’所结之缘。说起来,冯飞的高祖冯开良还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贴身马弁,而田兴恕则是太平军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祖先们你死我活地争斗之后,子孙们如今已在促膝笑谈,杯盏交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冯飞对我说,要是把《大清血地》一书中的几位主角——田兴恕、戴鹿芝、何冠英、赵国澍、何德胜——等人的后裔在《大清血地》出书首发式之日邀到一起,哪怕先辈或官或匪,势不两立。后辈定然是喜聚一堂,亲如兄弟。那该多好!冯飞想得真情浪漫,只可惜世事沧桑,风流云散,即令胸有海岳,好梦难圆!”

         记得那个路灯朦胧的秋夜,我们踩着光滑润洁的石板路,走进了位于古城东门正街的“将军府”。田儒乾先生告诉我:“这里就是先祖田兴恕的故居。”当他接过《大清血地》的打印稿,显得十分高兴。然而,我的心情却有些凝重。诚然,田兴恕是清末一代名将,湘军翘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并且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平心而论,也正是因为我遵循了“历史真实”这一原则进行文学创作,才遭致个别官员的非议。

         ——那么,田儒乾作为田兴恕的后人,他将对《大清血地》作出怎样的评价呢?我为此忐忑。殊不知过了三天,我就得到了答案。“蛮好。写得蛮真实!”老大哥的话语十分简洁,“看得出,你掌握了不少的历史资料啊!”

         离开凤凰时,老大哥除了向我赠送他父亲田景详老人的回忆录《田家三代》,还赠送了一幅他刚完成的国画新作,另外,他把田景详老人在台湾的通信地址、电话号码也写在纸上交给了我。《田家三代》近二十万字,这是研究湘西田氏家族、田兴恕个人生平及“贵阳教案”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宝贵资料加深了我对田兴恕、沈宏富等历史人物的了解,促使我以更加严谨、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再次对《大清血地》进行了认真修改。

         2003年4月,《大清血地》一书在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2005年12月,国家级文学刊物《十月》杂志选载了《大清血地》。此后,该书多次在文学评选中获奖并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兴趣。《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艺文四季》和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等学术刊物,陆续刊登了学者们研究《大清血地》一书的学术论文,江苏仪征图书馆、四川绵阳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先后收藏该书。

        2008年,在第九届民族文学“骏马奖”评选活动中,“骏马奖”评委、著名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先生在其《“骏马”奔腾向前方——评近年少数民族长篇创作》一文中,曾对《大清血地》有这样一段论述:“为了避免历史叙事单纯地坠入传奇化的窠臼,一些创作甚至以纪实性予以补充。蒙古族作家冯飞的《大清血地》记录了清末一段真实的历史,塑造了赵国澍、田兴恕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语言俭省简约,采用白描和富有韵致的笔法,抒写‘咸同苗乱’中震惊世界的‘贵阳教案’。历史是多种人物活动的舞台,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促成了人物的命运。这中间已能看出那久已有之的文化冲突。”

         结识耄耋之年的田景详老人,是我湘西凤凰之行的最大收获。从此,我坎坷命运里多了一位慈祥而饱经风霜的长者,我敬重地称他“老伯伯”。

        老伯伯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四月。抗战期间,他是著名的“中美航空联队”(即飞虎队)第28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作战中先后击毁敌机5架——其中四架为著名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后来因战功卓著,老伯伯被陈纳德将军点名提拔为第28中队的中队长,并荣获过民国政府颁发的“三星星序奖章”,其战友称赞他为“湖南飞虎将军”。

          ……第一次与老伯伯通电话时,他老人家已有85岁高龄。从这以后,我们的交往前后持续了将近6年。在这期间,虽然因台湾海峡的阻隔,我始终未能与老人谋面,但我们的思想交流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通话、通信、网络交流等多元化的联络途径,给信息交流提供了充分保障。我的叔祖冯开祥也是一位抗战老兵,他住台北市光复北路,田景详老人住光复南路,两者相距仅几公里。2003年8月,冯开祥老人自台湾回黔探亲。返台后,他老人家受我之托,把一本刚出版的《大清血地》转交给了田景详老人。同年10月9日,我收到了田景详老人寄自台北的来信:“……钦佩文笔流畅,思构细密,收集广泛,诚不可多得之文献巨著。今能拜读大作《大清血地》,得知先祖兴恕公在贵州一切政务及军功得失,心中十分感激!”随信还附有一张田伯伯亲笔签名的彩色照片。

         此后数年里,老人陆续给我寄赠过新修改的《田氏三代》、《飞虎队·田景詳上校回憶錄》等。2005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国重要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对田景详等抗战英雄进行采访。为了让我分享胜利的喜悦,老伯伯特地安排儿孙把播放过的电视访谈进行编撰汇集,然后刻录成光盘寄赠给我。近年来,《大清血地》一书先后数次在文学评选中获奖。我虽暗中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但终究忍不住要透露给老伯伯,他老人家每次都显得特别兴奋。“很好很好……非常好!”电话那头,老伯伯总是连声大笑,“我很是为你高兴,你记住: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各自要喝酒一杯以示庆贺。OK?记住啊!”

         从老伯伯的欢声笑语中,我感受到了他的的乐观、坦率和真诚。此时此刻,他哪像一个曾经驰骋蓝天、勇猛杀敌的“飞虎将军”?分明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啊!

                         尾声

         2008年2月17日,这天是我的生日。然而这天下午在台北,九十一岁的抗战英雄、“飞虎将军”田景详停止了呼吸……得知噩耗,我默默打开了中国地图:贵阳西北面是西藏,东南面就是台湾。两者与贵阳的距离,都不过两千公里左右。这些年我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去过全国好多地方。唯独没有去过台北,当面执手聆听“老伯伯”的教诲。这算不算我今生最大的缺憾呢?据资料显示:大陆与台湾海峡间最近的距离,不过75海里。然而,这区区75海里,竟然使两岸的人们如此犯难。悲哉!

          如果这天地间需要一个填海的巨人——那么,谁又是那填海的“精卫”?值得欣慰的是,有老伯伯在天之灵的庇佑,我至今与田氏后人田儒乾大哥、田儒崑二哥等保持联系。未来不远的日子,或能以田氏三代忠烈义举为参照,为这个家族撰写一部传记文学《百年忠魂》,作为拙作《大清血地》的姊妹篇。那时,田忠普将军、田应诏将军和我最敬爱、最敬佩的抗战飞虎英雄——田景详伯伯,定能含笑九泉!

    冯飞:贵阳市乌当区作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大清血地》主要人物


    田兴恕(1836/1877):男,字忠普。湖南镇箄厅(今凤凰县)人。钦差大臣。“贵阳教案”发起人。援黔湘军将领,二十三岁擢贵州提督并署贵州巡抚。

    何冠英(1798/1861):男,字杰夫。福建闽县人。道光进士,“贵阳教案”发起人。曾任湖广道监察御史、贵阳知府、贵东兵备道,后擢任贵州巡抚。

    蒋蔚远(1797/1860):男,字羽瑶。汉军镶蓝旗人,道光进士,曾任贵州巡抚。

    沈宏富(1837/1868):男,贵州铜仁府人。湘军副将,后擢贵州提督。著名作家沈从文乃其嫡孙。

    赵国澍(1826/1863):男,字畏三。“贵阳教案”当事人。贵阳府青岩“石坊团”团首、候补直隶州知州,后擢贵州团务总办。其子赵以炯乃贵州“第一状元”。

    戴鹿芝(1819/1863):男,字商山。浙江兰溪人。道光进士,贵阳府开州(今开阳县)知州。“贵阳教案”当事人。后因战败自杀于开州。

    田兴胜(1830/1861):男,湘军副将,田兴恕胞兄。追击太平军时阵亡于长顺。

    赵国霖(1833/1900):男,赵国澍之弟弟。后接任“石坊团”团首。

    邓三刀(1828/1860):男,苗族。江湖艺人、武师。青岩团务署棚官。

    汤正年(1826/1863):男,布依族。赵国澍的好友。青岩团务署棚官。

    钱登选(1820/1933):男,贵州巡抚田兴恕幕僚。民国初年的黔中寿星。

    张茂萱: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冷超儒: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缪焕章: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白斯德望(1800/1859):男,法籍神父,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

    比尔.胡缚理(1824/1871):男,法籍神父,贵州教区第二任主教。

    罗大娘(1801- 1861):女,天主教教徒,教名玛尔大。青岩修道院厨工。“贵阳教案”死者。

    罗廷荫(1825/1861):男,落第秀才,天主教教徒,教名若翰。“贵阳教案”死者。

    章天生(1805/1862):男,四川重庆府人,落第举子。天主教教徒,教名若望。“贵阳教案”死者。

    王老楞(1821/1891):男,天主教教徒。赵国澍之好友。

    何德胜(1814/1867):男,苗族,黄施州(今黄平县)人。黄号军首领。

    翠屏(1836/1921):女,贵阳府开州人。黄号军首领何德胜之表姨妹。


    《大清血地》后记


    (一)

        从少年时代起,我对神秘的清朝末年情有独钟。

        清朝末年,大清国尸山血海!

    清朝末年,大清国有一群科场失意的读书人。他们大都穷经皓首、怀才不遇、满腹牢骚。直至“长毛”“匪”起战乱爆发,他们才等到了问鼎官场,改变命运的机会。权与利的双重诱惑,使得一向自诩清高的读书人斯文扫地。他们一个个踌躇满志左顾右盼搔首弄姿,癫狂地演出了一幕幕人生闹剧!癫癫狂狂中,大清国依旧一片尸山血海。

    (二)

        我的高祖冯开良,曾经是翼王石达开的贴身马弁。翼王全军覆没后,隐姓埋名的开良公泊落江湖,四海为家。他在四川、西藏等地漂泊了十七个年头,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黔北杉松坝。

        然而,他老人家注定不甘寂寞。他参与的、发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遵义教案”,曾经和“贵阳教案”一样轰动一时。

        我在历史的长河边漫步.....

        历史让我震撼,也让我宽容,更让我感到一切都弥足珍惜。在岁月那幽深的长廊中,我们是如此渺小;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轻烟飘浮般的瞬间!

        每次和湘西凤凰的田儒乾先生通电话,我都感到自己走进了另一道岁月的长廊,并触摸到了历史的胡须。山水画家田儒乾,现年五十六岁。他是咸丰朝钦差大臣、原贵州提督兼署巡抚田兴恕田大人的曾孙。

        公元1993年秋天,我作为开良公的第四代嫡孙,自外地回乡祭祖。在翼王曾经驻扎过的杉松坝,在开良公的坟茔边,萋萋荒草令我泪眼模糊唏嘘不已。

        于是,我萌发了写“教案”的念头。

        我想,从古至今,贵州这片土地,它抚育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啊!这些生命当初既是它亲手接纳,最后也是由它亲手埋葬的。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啊!如今,大地还是那么肥沃,滔滔的仁江河依旧在原野上奔流不息!沧桑遵义,它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高祖冯公开良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荒唐透顶,凶险莫测!

         1993年的《遵义县文史资料》记载:清同治元年深秋,在黔北仁江河畔,当高祖决定参加石达开的太平军时,年纪只有十三岁。而当时贵州的最高统治者,便是田儒乾先生的曾祖田兴恕。

         转眼,一百四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在电话中谈起《大清血地》,谈起“长毛”时,不由对千里之外的田儒乾叹曰:当初,幸亏我的高祖没有落到田大人手中。否则这个世间,今日怎会有一个“小小的”我啊?“所以,凭着军门大人对冯氏的不杀之恩,凭着这部《大清血地》,我就得感谢你和你的曾祖!”

         “么子话....”. 说话间,儒乾先生在电话的那头哈哈大笑。

    (三)

         教案一中国人心口上已经结痂的伤疤!

         倘若把时光上溯一百年,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清楚“教案”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那是苦难,那是悲剧,那是炎黄子孙不应忘却的耻辱!

        我拒绝任何的屈就与攀附。

        写《大清血地》,我似乎把它当做一次特殊的祭奠。很多时候,历史像虫子一样骚扰、噬咬和羞辱着我。在理当轻松、看似合理的艺术虚构与刻骨铭心的历史事实之间,我总是徘徊不定,无法做出最恰当的剪裁和取舍。而正是基于历史的残忍,我才不愿戏说、不敢戏说也无权戏说。

        然而,人类自身固有的柔弱与彷徨---尤其是当历史被时尚麻醉之际,我们变得容易忘却!

    但愿“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故事,不要在这片国土上重演。

    (四)

        《大清血地》的问世,是我的亲人们理解与协助的必然结果;同时更凝聚着本书顾问们的关爱与扶持。这些顾问分别是学者王蔚桦、王心海、熊宗仁、王亚平、郑荣晴、孙定朝、伍元新、张嘉谚和贵州天主教爱国会的王充一主教、龙成忠神父。倘若没有这些学识渊博、古道热肠的专家学者的赐教,倘若没有他们的仗义执言,无论《大清血地》的构思多么精妙,它都可能只会在无端的猜疑、误解、推委与漫长的折腾中束之高阁!他们的恩德,令世间一切美好的文句都黯然失色!

        今天,我再一次鞠躬,向本书全体顾问以及提供老照片的田儒乾先生、贵阳市志办、天主教贵阳教区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冯飞.2002年“冬至”子夜


    供稿:田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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