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田府“九间楼”

田启礼

三百多年来，在归德田氏家族中，一直传有“归德古城内有田府家业九间楼”的说法。近几年，本人对田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九间楼”作以探寻，或许能发现些蛛丝马迹，试图解开九间楼的诸多谜团。

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编纂的《商丘县志·寺观》记载：“文殊寺，在北门里许，俗称小五台，本明田通政珍别业。本朝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编纂的《归德府志·寺观》载：“文殊寺，在北门外里许。俗名中五台。本明田通政别业，国朝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另外，《商丘县志·艺文》中载陈宗石（1644—1720，侯方域女婿）诗《过中五台禅院》作注写道：“院为明田通政别墅，乱后改作兰诺（兰诺是梵语“阿兰诺”的略称，意为寂静空闲之地，也泛指一般的佛寺）。”1993年新编《商丘县志》记载：“文殊寺，在今城北关，俗称小五台，本为明田珍别业，清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俗名九间楼。”还有2012版《睢阳区志》载：商丘古城北关，有座九间楼。传说“早先的九间楼有3丈宽、9丈长、6丈高。楼是合拢结构，不用古式垛梁，用的是铁索悬梁，杈首入墙。共有8梁10柱45檩，外搭36个飞檐，檐上雕鸟，檐下挂铃。刮东风鸟叫，刮西风铃响，嘀啾叮咚，婉转动听，威风凛凛，气势恢宏。”从以上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商丘古城北门里许确有九间楼，且明确记载为明朝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田珍之别墅。这与田氏家族相传的商丘古城有田氏家业“九间楼”是相吻合一致的。史实证明了田府九间楼存在的真实性。

那么，在诸多的史籍记载中，多提“文殊寺”而少有“九间楼”之说呢？因为九间楼在前，而文殊寺为后。虽然史料上未查寻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九间楼始建的传说中即可辨析异端。2012年版《睢阳区志》记载着“九间楼”始建的传说故事：有一回，从京城来了个八府巡按，这位巡按一次巡到商丘城北关。他站在城门外，搭眼一瞧，，遂道：“嗬，好水！”他看到城河中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孤岛，远远望去，孤岛上光秃秃、白茫茫一片，似乎缺少一些景色的点缀。于是，就对站在一旁的县令说：“此处水色甚佳，唯此孤岛逊色。若能在岛上建座楼阁，岂不美哉！”在一旁的县令听巡按这么一说，连忙点头，献媚说道：“大人说的极是，下官也有同感，但不知建一座什么样的楼阁才好？”这位巡按未加思索，随口而语：“就建九间楼吧！样式要八梁十柱，越威风越好。”县令一听，巡按说要建九间楼，怎敢怠慢，急忙回衙，召集四方工匠，马上大兴土木，动工建起楼来。可是，要建“八梁十柱”的九间楼，到底如何建呢？没有谁能说得清。县令很生气，对工匠们说：“会盖也得盖，不会盖也得盖！你们不给我找出盖九间楼的人来，把你们统统开刀问斩，家灭九族！”县令说着就要下令杀人，几百名工匠眼看着就要成刀下鬼。这时，从工匠人群中走出一位高个头汉子，看上去五十岁左右年纪，古铜色方脸，络腮胡须，衣着破旧但整洁，肩扛斧、刨工具，健步走到县令面前，大声道：“我会盖九间楼！”县令见有人自荐会盖九间楼，心中暗喜，随说：“好啊！常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请将不如逼将。不给你们一点儿厉害，就找不出盖楼的人来。你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快与本官说来！”“水有源，树有根，家住城东甄家村，走遍天下不改姓，甄世能就是我本人。”高个汉子声如洪钟答道。县令急忙说：“啊！你叫真是能！令你当个领班，九间楼盖不好就拿你是问！今天晚上回去画张图来，明天破土动工！”这位姓甄的师傅为了保住几百个工匠的性命，他一人把盖九间楼的事儿承担了下来。可是这九间楼到底怎么盖，他心里连一点儿谱都没有，大伙儿也都替他掐了一把汗。这天夜里，甄世能回到家中，思来想去，找不出盖“八梁十柱”九间楼的办法来。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呀！当时把盖九间楼的活儿揽下来，才使这帮工匠哥们免受其害。如今想不出盖楼的办法来，向县衙交不了“差”，还必将大难临头，趁早给鲁班祖师爷烧炷香，磕个头，上吊死了。唉！啥办法呀！这不都是官府逼的吗？只见甄世能师傅，为鲁班祖师爷烧上香，磕罢头，哀叹着拿根绳子搭在房梁上，随后将绳子挽成个套，这就要悬梁自尽了。他把头伸进绳套里，瞪大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房梁，心想：就这样死了吗？悬梁……上吊……，刚想到这里，他的眼前豁然一亮。啊！想起来了，九间楼的合拢，会不会要用“悬梁吊檩”吧！不错，甄工匠这么一琢磨，九间楼的图样还真被他想出来了。他连忙解开绳索，拿来拐尺，蹲在地上画了起来。一边想，一边画，一直画到天亮，终于把九间楼的图样画成了。图归图，只是一个大样啊，到盖时能否管用，顺利建成，心里还是犯嘀咕。第二天一大早，甄工匠把画好的图样揣在怀里，急忙赶往工地上去。当他来到城北门时，从对面走来一个白发老头儿，满面灰尘，衣服褴褛，手里提着一个蝈蝈笼子，缓缓而行。甄工匠本无光顾这位老头儿，可是老头走路东倒西歪、跌跌撞撞，一不留神，跟甄工匠撞了个满怀，差一点儿没把老头撞倒。甄工匠慌忙扶住老者，抬头一看，老人手里掂着一个精致的蝈蝈笼子，仔细一瞅，这蝈蝈笼子也是一幢九间楼。这幢用秫秸梃子扣成的九间楼，正好是八梁十柱四十五檩，外搭三十六个飞檐，檐上有鸟，檐下吊铃。甄工匠一看来了兴趣，忙问老者道：“老人家，这座九间楼您是怎样扣成的？”老头儿笑笑答道：“小玩艺儿，不稀奇。吊檩斜椽，立柱飞檐，杈首入墙，秫秸当梁。”甄工匠一听老人这话，不住地点头，对老人说：“您真是巧手啊！能把这座楼卖给我吗？”老头儿摇摇头说：“不卖！不卖！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吧！”老人说着，就把手中的蝈蝈笼子递给甄工匠。还没等甄工匠道谢，老人转身就走了。甄工匠望着老人的背影，刚喊一声：“老人家慢走！”一转眼，老人不见了。就这样，甄工匠比着蝈蝈笼子的样子、结构，把九间楼盖成了。传说那位送蝈蝈笼子的老人，就是鲁班祖师。

尽管是传说，里面有着不少神话和演义的成分，但也绝不是空来穴风，胡编乱造。与史实之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有着丝丝缕缕的瓜葛牵连，给人们以推测和想象的空间。或者可以说，此传奇故事是由真实史情演义而来。

归德田氏家族世代这样流传：八世祖田珍公，官至南京通政使，在归德城出资置买宅院家业，盖有楼阁，号称“田府九间楼”。这与《归德府志》、《商丘县志》等史籍中“本明田通政珍别业”的记载是一致的。传说故事一开始说道：“从京城来了一位八府巡按”。在明朝朱棣皇帝迁都北平以后，“京城”除指北平（北京）外，还指南京，因为明王朝初建都于南京，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包括机制官职设置都与北京一样。“八府巡按”是民间对官府巡按要员的习惯称呼。此时，归德田氏八世祖田珍，正任“巡按”要职。《归德府志》《商丘县志》《虞城县志》均有：“田珍，字子聘，别号待溪，万历庚戌科进士，筮仕东昌府冠县令。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江右，旋改巡两浙盐政……”之记载。流传“故事”中的“巡按”，正与田珍当年所任职务相吻合，从而即可确认为这位“巡按”就是明朝巡按官田珍。由此看来，田珍在此置买地产，盖起楼院别墅，让家人搬进住享，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田珍本是商丘县田老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归德府城处盖楼堂、建宅院呢？因为归德城是当时归德府所在地，商丘县与归德府同城，是当地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是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十分向往的地方。身为明朝官员的田珍，当时所得俸禄，不一定是银钱，或许是封以地产桑田，就选择了自己家乡的宜居之地。况且，田珍与当时家居归德城内的沈鲤、宋纁、叶廷桂等，同为当朝名臣，并且关系甚好；田氏家族与沈、宋、侯、叶等大户人家，交往密切，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叠为婚姻。田氏家族亦为归德名门望族，能在府城建筑家园，与名宦家族同里为邻，亦是非常荣耀之事。这大概就是田珍在此建九间楼的缘由吧？

九间楼，在田氏家族中口传了几百年，可家谱等史料却极少，几乎没有提及。究其原因：归德田氏首修家谱，是在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由八世祖田珍手书而成。《归德田氏家乘》记载《银台公履历》：“戊午考选，庚申授山东道御史。辛酉宣大巡按，本年养病。癸亥补四川道，本年巡按江西。乙丑两浙巡盐。丁卯升大理寺左寺丞。戊辰升右少卿，遂升南京通政使，代摄南京户部督储侍郎。辛未卒于任，赠南京工部右侍郎。赐祭葬，崇祀乡贤。”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辛酉即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本年田珍在家养病时所修家谱。那时还没有置地建九间楼，家谱里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记载。到第二次续修家谱时，已是63年后的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了。期间，田氏家族发生了两个大的变故：一是田珍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病逝，卒于任；二是发生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归德古城“壬午之变”，即是商丘历史上遭受的一次重大劫难。据《商丘县志》和《归德府志》记载：“十五年春三月，闯贼陷城，……同死者10余万人。”在此次劫难中，田氏家族死亡惨重，包括田珍的三个儿子、四个胞侄、三个嫡孙、四个胞孙和其妻妾，以及家仆用人等20多人遇难。所剩家人弃家而逃，名噪一时的九间楼成为血腥凶宅而被遗弃。《归德田氏家乘》记有“闯贼犯境，睢阳城陷，诸公子悉殉国难，田园宅舍遗弃殆尽”之词句。待到42年后续修家谱时，九间楼或许因遭遗弃而荒废，或许这场劫难给田氏家人留下的创伤太沉重，心有余悸，不愿再提及和看到“九间楼”的字眼，故而把它舍去不记。从此可以推算出，田宅九间楼应建于1621—1631的十年间。1631年2月田珍在位而终，之后不可能再建九间楼。《归德田氏家乘》载有江南泰州知州田作泽所撰《明经公行状》这样写道：“兵火频仍四野，父老子弟悉迁居城。是时城内寸土如金，季叔移书围西壁郎舍院宇属予居。经其繁费继征周到。与予共铅黄者，十有六年，凡寝与游燕、读书、看花、饮酒、赋诗及迷离风雨，忧思抑郁之处，予未尝不在，在未尝不言，言未尝不尽也。”这里虽没明确说迁居九间楼，而“父老子弟悉迁居城”，就是表明了全家老小，从农村老家都迁居到商丘城了。那时候，在老百姓眼里，城墙内外都算“城”，故载：“迁居城”。田作泽文中称道的季叔，即是田珍的三儿子，名叫国命。还写出了他们在一起生活16年的情景。这样算来，田氏家人在九间楼生活最多20年，或许十几年，就发生了“壬午之变”，田府里的家人，死的死，逃的逃，家园别墅自此遗弃荒废。若是田氏家人不从老家迁居到城，或许不会遭遇这场灭顶之灾。

据传，九间楼建成后有9丈长、3丈宽、6丈高，可谓是楼高房阔，田珍的子孙和家人，及家丁佣人等足有三、四十人生活在这里。据《归德田氏家乘》中《官荫公殉难事略》记载：明流贼壬午围归德，官与缙绅议分守。田珍长子田国赖任北门指挥，贾之馆副之。书夜登城巡视，使敌无处可破。为何让田国赖率兵守北门呢？或许是城北门距田国赖的家园九间楼较近，只有里许的缘故吧。次子田国用、季子田国命，还有几位孙子皆参与守城之战，最后死于战火。田珍之侄孙田克盛任城东门的副指挥，协助推官王世琇，敌破南门入，率兵巷战，杀敌无数，力尽自刭。还有胞侄国根，孙子有翼、有祉、有祺，侄孙克久、克从、作震等皆殉难。《归德田氏家乘》中《孝烈杨氏传略》记载：“孝烈杨氏者，作法公配也。明壬午城陷，同侧室王氏负姑阎夫人匿破屋中，见势难万全，乃与王氏并缢梁上，群贼往来，窥视之辄去，不复搜，姑获以生焉。后县令冀公给匾旌奖事，载邑乘贞烈传。”这是对当时贼破家门，作法公的一妻一妾，急中生智，将婆母阎夫人藏匿起来，两人悬梁自尽，迷惑流贼不再搜查的记载描述。就这样，一个大户人家，死亡过半，所剩家人逃往黄河以北的曹濮之地，流落他乡。从此，九间楼被田氏家人遗弃，闲置而荒废。

《归德府志》和《商丘县志》均记载“文殊寺，……本明田通政珍别业。本朝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从文献记载来看，文殊寺，应该是由九间楼改建而成的。明末“壬午事变”之后，田氏家人遗弃九间楼，再无人居住而破败荒置。1644年，清朝入关，顺治皇帝在位执政18年，后传康熙皇帝。其间由僧人定空筹资募建。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编纂的《商丘县志》记载的是“文殊寺”，而不是“九间楼”。因为“九间楼”早已易主，改建成寺院，名为“文殊寺”。到了更晚些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距“壬午之变”已经110多年了，“九间楼”早被人们忘却，而新兴的“文殊寺”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野，故编纂的《归德府志》仍沿袭早先《商丘县志》的记载，只记有文殊寺，而无九间楼。“文殊寺”成了“九间楼”的代名词。另外，《商丘县志·艺文》中陈宗石《过中五台禅院》诗作注有“院为明通政别墅，乱后改作兰若”之句。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乱”，即是明末商丘古城发生的“壬午之变”，“乱后”，即是1942年的归德古城“壬午之变”事件以后，九间楼不复存在，而改建成了寺院，供人们烧香拜佛。

如今，从北关大街与青年路的交汇处往西约400米路北，即是九间楼的原址。时过境迁，这里别说“九间楼”，就是晚建的“文殊寺”也没有了踪影，留下的除了旧址上的土台和绿地外，还有历史文献中的星点记载，以及民间的美丽传说。尽管如此，沿着历史的轨迹，探真求实，我还是捕捉到了田府九间楼的“幽魂”，让历史证明它真实的存在过。彰显田氏家族曾有的辉煌。

供稿：田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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