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山东汶阳镇田东史村人，1929年6月生，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秋参加八路军，1942年初在鲁西抗属工厂当童工。1943年6月被保送到抗属学校学习。1945年至1949年在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从事战勤工作，任冀鲁豫朝城县一区组组长兼区长，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会计，赣东北处总会计。1949年至1953年任贵州省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贵阳人民革命大学班主任，贵州省财干部班班主任。1953年至1969年任贵州省财政厅秘书科副科长、科长，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省财政厅计划科科长、预算处处长，省财政厅副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财金处副处长(副厅级)。1969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经营管理组副组长，省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

    1981年至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至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田纪云一家人

居巴蜀，深刻反思中率先改革

   粉碎“四人帮”不久后，1977年3月，田纪云出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而早在“文革”前，他就在贵州省任财政厅副厅长。
    “文革”中的四川是个重灾区。10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325斤；农民人均年收入53.6元，比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低9.8元；农民人均年口粮369斤，比全国农民人均年口粮低40斤。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干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国营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1亿元。全省1976年的财政收入跌落到1966年的水平。大乱中的四川人民迫切渴望大治。
    省委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在恢复政治稳定的同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迅速恢复农村经济的办法。省委否定了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决定1977年恢复传统的稻麦两熟制，减少一年三熟的种植面积399万亩，并把这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多种经营，加强管理，让广大农民休养生息。
    四川省委在进行农村改革的同时，开始酝酿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放权让利。1978年10月，四川省委选择了6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了100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这时，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指示田纪云和财政局，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强调财政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田纪云深知，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从事财政工作的田纪云，对传统计划经济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反思说，几十年来，财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突破“统收统支”、吃“大锅饭”这个框框，中央集中过多，地方名为一级财政，实则没有起到一级财政的作用，而且各地财政权责不清。他呼吁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田纪云尖锐地批评了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那种僵死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统收统支办法，利润全部上缴，支出上边给，亏损国家补。这种办法的主要弊端在于没有体现物质利益原则，使企业失去了内在动力。”“这样就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企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保证其应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相应的经济利益，使企业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细胞，能动地发展生产，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文革”中，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并实行围剿。田纪云将社会主义企业视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观点。
    田纪云十分赞成并积极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他和财政局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民收入献策尽力。他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号召各县兴办“五小工业”，为农业服务。田纪云和省财政局为支持“五小工业”的发展，调动企业改善管理和扭亏增盈的积极性，突破传统财政管理体制的束缚，制定了实行小生铁定额包干、小水电以电养电、“五小工业”企业实行利润分成等经济政策，经省委同意后实行。结果在当时这种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五小工业”的发展。1978年与1976年相比，小生铁产量增加了110．23％，平均单位成本下降了19．18％；小水电发电量增长19．5％，实现利润翻番。

1990年12月田纪云副总理在宏远指导工作

    这期间，田纪云和省财政局在财政税收政策上出台了部分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在田纪云主持下，省财政局出台了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交利润相挂钩的一些具体政策，使企业有了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自主权。由于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省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
    对亏损企业，田纪云和省财政局提出、经省同意，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这个办法调动了企业扭亏增盈的积极性，效果显著。四川省食品公司的经营亏损连年急剧上升，1977年达到9000多万元。从1978年实行这个办法，到1979年就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利润1800多万元。四川省农垦水产企业从“文革”初期的1967年以来连续十多年亏损，而且数额越来越大，成了一个“老大难”。自从1978年开始逐步推行“财务包干，三定一奖”办法后，亏损迅速减少，到1979年底，已转亏为盈。
    1979年7月，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喜讯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赢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田纪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工作如何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革。他充满信心地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在这次会议上，田纪云的名字从改革前沿的四川开始走向全国。
    会后，康世恩组织制定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改革管理体制的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后在全国有计划地组治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揭开了中国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田纪云同志视察苏仙岭

人中枢，呕心沥血推进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10年“文革”的大破坏，加之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推行的“洋冒进”，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建设面临着财政困难、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在调整经济、启动改革开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纪云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同时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总理处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并具体组织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 
    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进“利改税”。1982年6月，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建议。他认为1980年以来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议多步走，第一步对现有办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税”过渡。
    自1983年1月，按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赢利企业总户数的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61.8％上缴国家，38.2％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10月1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自此，国营企业只向税务局缴税，结束了向财政部门缴利的历史。第二步“利改税”。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使企业从新增利润中得到较多的利益，从而增强了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田纪云同志视察九间棚村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领12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5个地_区、15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三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对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56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98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田纪云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在1988年3月产生的新的一届政府中，田纪云依然是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等方面工作。
    1988年夏季，中央决定实行价格体系改革“闯关”。但由于种种原因。“闯关”未成，转入治理整顿。
    中国农村改革到1984年，一时普遍出现“卖粮难”。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对粮食估计过分乐观，认识不够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旋。加之其他原因，1985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较大幅度下降。
    田纪云每年总是抽出相当的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与基层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他每年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或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经过全党努力。到1989年，全国粮食生产结束了连续几年徘徊的局面。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间，整个农村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发展。
    1993年3月15日，李鹏在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自1988年到1992年的五年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粮食储备增加，增强了以丰补歉的能力。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全面增长。‘菜篮子’工程的实施，保证了城乡居民的副食供应。乡镇企业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五年间产值增长二倍，现已吸纳农村劳动力一亿多人。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植树造林、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新进展”。1992年7月11日，美国《侨报》的记者说：“中国农业有两次历史性大跨越：第一次是70年代末开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改革；第二次是近年来农村掀起科技兴农热潮和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后一次跨越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新增生产能力为特点。”  

  
田纪云视察呈贡

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坚持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严峻的。“六四”风波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而且使中国在国际上受到某些抵制和制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六四”风波之后，田纪云反复讲这样一个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为坚持改革开放呼吁。
    1989年10月，在讨论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田纪云做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发言，申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治理整顿时，田纪云说：“经济过热、速度过高是不能持久的，在经济过热、增长过猛的情况下，采取紧缩的措施，理顺关系，这是必要的。现在，在基本建设规模、消费基金得到有力控制的前提下，必须把生产搞活，把企业搞活，不然的话，有效供给立即就会减少。”
    在谈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时，田纪云说：“10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的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田纪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村的承包决不能动摇，八亿农民如果稳定不住，一夜之间就要发生大的问题。企业承包，要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办法。”关于财政承包问题，他说：“逐步地提高两个比例，是完全对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是从地方现在碗里的东西挖一块给中央呢，还是从今后的增长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开辟的财源当中中央多拿呢?这是两种思路，我主张后者。”关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问题，引导他们的资金向扩大再生产投入，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乡镇企业垮下来，我们也就没有了速度”； “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适度地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方针还应当坚持，不要动摇”。
    田纪云的发言，表明了他坚持改革开放、忠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表现了一位政治家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田纪云副委员长和大同企业科技人员座谈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传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此后，田纪云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把进行的农业开发作为攀登农业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把引导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加强县级工作作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
    “树欲静而风不止”。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为要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合作化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在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的情况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
    田纪云看到南方谈话后，十分兴奋，他在山西，在国家经贸部，在广州，在深圳，畅谈学习南方谈话体会，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报告。整篇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了80年代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分析了90年代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潜力、路子与保证。这篇报告，为新的思想解放注进了强音符。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遍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人大十年，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田纪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田纪云当选为第一副委员长，乔石当选委员长。5年后，田纪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第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第一副委员长，李鹏为委员长。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除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目标是在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田纪云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认为立法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主张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同改革开放的进程适应；二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程序和经验。
    田纪云主张人大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加强监督职能。他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很有意见，所以，人大要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
    田纪云对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评议、对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职评议，给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对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1995年12月31日，田纪云在汕头视察工作时，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方面把腰杆子再挺硬一点。
    1997年11月7日，田纪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举行座谈。当谈到“两项评议”工作时，他的一段话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他说：“现在看，这个评议是成功的。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能够评议国务院的一两个部长，评议你的成绩、你的缺点和提出对你的希望，那影响就不小。评议不等于就要罢免，一般地说都是鞭策多，有些问题是防微杜渐，提出来要你注意。这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监督之下的一个很重要举措。不然，公仆就离主人太远。有一年，欧洲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然后问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我说，我们的官员怕领导，这样对外说虽然不是很得体，但这是事实。我们的有些官员离人民太远，应该让他们离人民代表近一点嘛。如果我们对有些高级官员真正有点监督，让他们接受点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就不至于离人民很远。像陈希同，如果有点监督，不至于这样。”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田纪云一再指示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深刻体会到，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
    2002年9月，即将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的田纪云，怀着政治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畅谈了自己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他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治”的历史，告诉人们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民主、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间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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