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 长 的 事
铁 凝
居住在这座城市，身为这城市的市民，近来我常常想起市长。
这城市名叫保定，我要说的这一任市长姓田，名叫田福庭。我大约在一九八四年认识田市长，在是一九九O年，他刚刚卸任，去了市政协办公。
我之所以常常想起田市长，是因为他已不再作市长了吧，倘若他仍然在位，或许还不会有我下面的文字。
我对田市长的履历，仅知大概。他是浙江人，今年大约六十岁，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五七年同许多人一样，成了右派，之后就在保定一家大工厂工作了许多年。在那家工厂里，他都换过些什么工种我不清楚，只听说当过清洁工，拿着长把扫帚，推着装垃圾的铁车。
我认识田市长时，他已是市长。在我看来，这位个子不高的市长更像一位作风严谨的学者——这时我得知他在清华学的是经济。他几乎不苟言笑，但装束却潇洒得体，常使人感到明朗而有朝气。只有他那偏低的视线和微驼的背，刹那间还能使我想象起从前，我总觉得那视线和那脊背分明是铁车和扫帚的造就。手持扫帚，总要俯视地上的垃圾的；推起铁车，总要弓背前行的。
这一年保定市新建的高知楼落成了，在高知楼住户名单中也有着我的名字。我搬进这比我原来的住处条件好出许多的新居，是因了各级领导的共同的呼吁和努力。这一年我已经调至省会从事专业创作，保定则成为我的生活基地，但市政府仍然给了我本市高知的待遇。以后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这个虽不十分宽敞，但空气清新、安静适宜的地方写成。若是迷信，我便要以为是这里的风水为我带来了好运。关于我的搬家，曾有几家报纸作过报道，那报道在文学界产生着影响，以致于有些省份的青年作家在住房问题上就依据那些报纸，说他们那里应以保定市给我的条件为标准。那时，通知我去房管局办理住房手续的即是田市长。
我在市长办公室坐的时间很短。关于房子，田市长不提自己，只强调了省委、保定市委的作用。说完房子，便无多余的客套。他的脸仍是严肃的，既无恩赐给我住房的自得，亦无希求我感激的企望。我告辞时他只嘱咐我，说知道我有一部电影刚拍成，就要在保定上演，希望我能请他看电影。
于是我想，请市长看一场我的新电影，也许是表达我感谢之情的最好形式吧。田市长提到的电影，便是不久后同时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红衣少女》。这电影在保定公演时，我来到一家电影院，买了几张票，把票装进信封，花四分钱邮票寄到市长办公室去了。很久之后，在一次什么座谈会上，我遇见田市长，他对我说收到了我的电影票，和夫人同去看了，说《红衣少女》拍得挺好，有很多外景看得出都是在保定拍的。这时市长的秘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还是第一次遇见像我这种请人看电影的方式：不送票偏要寄票，本人也不陪市长一同去看。我辩白说因为这电影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呀!市长和秘书同时笑起来。那似乎是我第一次看见田市长笑，他笑得很坦率，像个善解人意的长者。
那时的我，是多么缺少这方面的礼貌啊。
当我回过味儿来，便愈发觉出我这“请”的方式的不妥，这“请”里本应包括请者自身的参与。好比请朋友吃饭，难道你能够将菜肴摆上桌面，然后让朋友在那里吃喝，自己却抽身走掉么?
我想，假如我和市长之间是有着一点友谊的，这友谊便始于我那次的不礼貌吧。
慢慢我得知，这位研究经济的市长，对文学亦有兴趣。有时候他会打来一个电话，向我借些书看，比如《日瓦格医生》，比如《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又比如保定市哪位作家在哪里发表了新作，这位市长也会同我谈谈读后感。有时候他还会和我就原苏联的“解冻文学”交换意见。记得两年前，在河北省作家职称评定过程中，保定市有两位近几年在全国比较活跃、且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因为保定市指标有限，未被评上高级职称。当我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想到了田市长。能不能找田市长想想办法呢?在我的印象里，田市长理解作家的甘苦。
我又一次来到市长办公室，向田市长述说了两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耐心地听着，听完不用秘书，立刻亲自给两个作家的所在单位打电话。我猜他是要核实我所介绍的情况。果然。他的积极与细致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那两位作家的职称终于解决了，我听说是市职称改革办公室的同志循了田市长的指示，专程去省科委想尽办法争取来的指标。
每一年的春节，田市长总要来我们这座楼看望住户，顺便征求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有一次我提出公共汽车太少，等车时间太长，并举了一例：前不久北影导演王好为和摄影师李晨声来保定，在我家吃过晚饭，我送他们去汽车站乘车回宾馆。这时天已很黑，下着大雪，我们在汽车站等了五十分钟，才盼来一辆车，王、李二人几乎冻得说不出话来。我曾经给出租车站打过电话，但没人肯来。
这时田市长脸色沉了，两腮就明显地下垂，这便是被常人惧怕的那种脸色吧，而我却从中窥见了一市之长的不安、焦灼与自责，好像是他本人怠慢了那两位外地客人。沉默片刻，他说：“为什么当时不给我打电话呢，应该给我打电话，我可以派车。”
我的确没给市长打电话，我没有这种为一点琐事就与市长联系的习惯。于是我又说其实这也没什么，我们正好利用等车的时间讨论我的一个新剧本。田市长打断我说，那是另一个问题，假如汽车很快来了，你们完全不必站在雪地里讨论剧本。
不久，公共汽车的情况有了好转，我没去证实是否我的意见起了作用，只暗中希望王好为导演能再来保定乘坐一次公共汽车。作为这城市的市民，我时刻愿意它给外地人留下好印象。
这年正月，一位苏联汉学家来保定采访我。这位先生是苏联科学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当代电影和文学，名叫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熟人更愿意称他“老托”。记得那是大年初三，街上很静，人们都在家里忙着过年。老托在我家赶上中国式的春节，自然十分愉快。只是天将黑时我就开始心神不安，因为老托当晚要乘十一点钟的火车返回北京，而末班公共汽车是九点。我该怎样送他去火车站呢?总不能为了赶末班车，将客人提前两小时送到火车站挨冻吧。这时我忽然想起田市长，想起上一次他对我的“责备”。给他打个电话试试?万一不行，我就动用中国普及式交通工具自行车了——不是没有洋人来到保定，领受我自行车待遇的。
我给田市长打了电话，他说客人何时走，他就何时派他的车来。当老托得知市长的车将送他去车站，就请我再与市长通话，说他要跟市长讲几句。我要通了电话，只听老托对田市长说：“现在我知道您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家了，因为有您这么好的市长。”
这位市长，有时候也表现出他的固执和不虚心。比如有一次我提意见说保定市的绿化搞得不好，常年种树不见树，植草不见草。他反驳我说：“怎么不好，我看挺好。”那时他的脸上就出现了类似儿童样的不悦，叫人觉得他实在是疼爱这座城市的，他不太愿意相信这里的绿化真的有待改进。
这位市长，把他的欣喜和不悦明白地显在脸上，偶尔就让人窥见几分缺少掩饰的本色。况且据我观察，这位市长社会技巧并不老到，寒暄的辞汇亦比较贫乏。作为一个城市的当家人，或许他不能算作十全十美，然而我却永远记住了他在任那些年里的零星琐碎。
市民们都有自己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市长吧，那角度的形成，多与自己的切身生活感受有关。作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我切身感受到的，是田福庭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才的尊重与看重，还有他待人那童心未泯的一派真诚。自然，市政府不是作家协会，市长的工作亦非专为几个作家排忧解难。正因为市长的公务千头万绪，当一些知识分子的零星琐碎能够引起他切实的关注时，你才会体味到，这被关注与被尊重在你的事业中生发着怎样的影响。
我常想，市长代替不了市民，但或许应该是市民的代表。一位市长那独特的文明气质，和一座城市那绵延恒久的文化气质的相互激发与融合，一定能为这里的民众带来福音。
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散文卷河之女》1994年5月第一版p174-1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