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郑珍、莫友芝先学研究夜郎国史时步入第二个误区。
作为研究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课题来讲，一旦步入了误区，就会有意无意地将不是的事，狡说为是。将不对的事，也会狡说成对。甚至在沿用历史文献文字资料时，会巧妙地将其文史文献的真正内涵套上别的内容去作演变式的解释、强辞性地渲染。请看，就在郑珍将“夜郎郡治定在安顺”之说后，他却孤注地将《史记》中所云：“夜郎者，临牂牁江”的这句话，窜编在距离安顺二百里以外的一条六百里不通航的北盘江上，并生拉活扯将北盘江定为“牂牁江”。自公元1841年郑珍立论此说公诸于世后，到公元1948年成书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62、63页步郑氏后尘追述说：“郑珍……定夜郎郡治在今安顺府境，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指北盘江，此江离安顺二百余里），必非（绝对不是）贵州东部诸水也。”并限制“乌江、蒙江、都江、西洋江，皆不得为牂牁江”来考订。
当郑珍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判之以死的结论下了之后，第二步便开始运用《史记》中：“夜郎者，临牂牁江”这句文献，套用在“夜郎在今安顺，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的理论即此形成。郑氏的这句以“安顺即夜郎，夜郎临牂牁江”的含混变通之语，蒙蔽了后世研究夜郎历史的史学者。好在有司马迁《史记》作以：“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历史文献存于世间。而郑珍所定“夜郎在安顺”。今考，安顺是没有一条“江广百余步”的牂牁江的。就算郑珍所说“夜郎安顺所临之牂牁江”，是在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外的北盘江，而这条六百余里不“足以行船”的盘江大峡谷，能与《史记》中“足以行船的牂牁江”历史文献相匹配吗？由此窥见，公元1841年的郑珍毫无理由地、蛮横武断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排除考证之外，下这样的判决，实在无理。反之，他们却将六百里不通航的“盘江两山夹峙，波涛湍荡，蛟龙鱼鳖之所不窟，舟楫不通”【《贵州通志》卷一55页载】的北盘江，判定为“足以行船的牂牁江”。这就是郑、莫二人在将“安顺定为夜郎郡治”的第一个误区产生之后，又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形成。
七：剖析郑、莫产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
郑珍、莫友芝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产生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广东）时，郑、莫对唐蒙与广东番禺人对话内容中的全部史料的误解，才形成了第二个误区。其原因是这样的，据《史·汉》二书史云：“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今广东）。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的这段历史文献中的两个层次内容，令郑、莫二氏没有作仔细深入的分解，所以加速了二位先学形成第二个误区的理念。
这是一段以倒装句为主，艰涩难辨，易于曲解的文言史。如果解读不好，就易入误区。郑、莫二学不是不懂，而是忽视。他俩对这段文史文意中的两层境界没有作缜密地递进深入的研究。所以，在误“定夜郎郡治为安顺府境”的所谓“小夜郎国”国域的基础上，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便将安顺西边二百里以外的北盘江，就误定为是“小夜郎国”国道的牂牁江了，这就是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原因。
请看，郑、莫二学是怎么误解上述这段历史文献的呢？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在广东番禺得吃到汉朝禁止蜀地出国的枸酱时，问南越番禺人，汉朝的枸酱从何而来？（回）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是文献中第一层史料中的两句对话，然而这两句两千多年前的对话，到了公元1841年郑珍、莫友芝的眼里，由于认为安顺就是夜郎国的中心，而在夜郎国境内的：“道西北牂牁江，（能）出番禺城下”的江，就只有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西的北盘江了。在郑莫二氏定安顺为夜郎的国境内，就只有北盘江之水才是与珠江番禺城相通的。仅凭这一点表皮的现象，于是“道西北牂牁江”就被郑莫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便由此产生。
而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句倒装语：“道西北牂牁江”，则是另一种意境。是指具有比今贵州版图还要大的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来说：“牂牁江的西北道”，指的是牂牁江（即今乌江流域）西北面的经红水河，是可通珠江广东的番禺城下。然而这句“道西北牂牁江”的正宗意境“牂牁江的西北道”，却被郑、莫先学误解为：“牂牁江在西北道”。随着“牂牁江在西北道”的误解、误圈的设置下，唯一的答案就是：在以安顺为中心所谓的“小夜郎国”内，就只有北盘江才是牂牁江了。即此，北盘江和牂牁江就变为一江之说了。从此，一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第二个误区即此产生。就这样，一个被《后汉书》清晰史载的：“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的大夜郎国国家疆域。在这个比今天贵州省域都还要大的牂牁江即乌江流域大夜郎国的国境内，却被郑珍、莫友芝又误考出一个仅以安顺为中心的“小夜郎国”来，在“小夜郎国”境内，唯一的北盘江自然就被郑莫二氏考证为牂牁江之说了。其荒谬之考，是不言而喻的了。
接下是这段文史资料后几句对话的第二层意思，令郑、莫二先更没有去作细读明辩，乃至造成进一步加剧了误区的界定。请看接后的文献：“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出使广东番禺后回到京都长安的唐蒙，问蜀地在京都的商人，蜀商向唐蒙回答：“枸酱是川蜀之地独有特产”，但是由蜀商卖到夜郎市场后，又由奸商通过夜郎“持窃”走私，偷运出夜郎国与滇池国、交趾国（今广西）之间的国界线，这是一条“多持窃出市夜郎”的“国际”路线，枸酱就是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偏道——红水河，走私“持窃”偷卖到珠江番禺城下的。而郑珍、莫友芝却把这条偏道的北盘江，当做大夜郎国国道母亲河牂牁江来考订，其结果怎么会不错呢？
当唐蒙听了蜀商的话后，仍然以为大夜郎国内“道西北牂牁江”的西北道确实还有一条河是可以通往珠江番禺城下时，随后，唐蒙将道听途说的话又向汉武帝上书道：“窃闻可得夜郎精兵十万，从牂牁江浮船至番禺，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汉书》、《华志》同叙】。唐蒙向汉武帝献出此招，其言之意，是说我朝汉军可以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道，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攻下广东番禺城而一统华夏。
汉武帝站在国家高度，“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汉书》载】。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其目的是对未来兵伐南越（广东），翔实夜郎国内牂牁江的西北道可否作为“出其不意、制越一奇”的军事水道战略路线作进一步核实、考证。当唐蒙到了夜郎国后才知道，“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国道牂牁江（即乌江），是根本不通珠江广东番禺城的。即就是“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西北面的北盘江，也是六百里不能行船的。汉武帝经过这次派唐蒙出使夜郎国实地考证，牂牁江（即今乌江）是一条不能通珠江南越番禺城后，所以，在时隔二十四年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当南越（广东）番禺真的反叛汉朝时，汉武帝就根本没有派兵从夜郎国牂牁江西北面的北盘江浮船下番禺去消灭南越的。
此事时隔二千多年后，迄至公元1841年的郑珍、莫友芝却将大夜郎国西部与滇池国（今云南）交界的六百里不通航的北盘江，误定为大夜郎国的母亲河牂牁江，在这个误判、误定、误区的误导下，使民国至新中国的贵州史学，夜郎学考的一些学人，也误将“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桂江、西江、直到珠江的番禺江，全长四千余里，误考为‘古总称牂牁江’”的江名《夜郎考之一》33、133、143、148页均载。就这样，源起于春秋以前西周王朝（公元前1046）时，由濮族集团在古代以牂牁江（即今乌江）流域建立的牂牁国国道——牂牁江；以及公元前279年至公元前26年间，几百年中的夜郎国国道——牂牁江。到了公元1841年，在郑珍、莫友芝的误论下，将历史上在牂牁江流域前后建立的牂牁国、夜郎国这两个国家越千年名称的母亲河牂牁江，居然被郑莫二先搁在一边不予研究。而仅以不足以行船的北盘江的水可通珠江番禺城下这一假象，就成为郑、莫立论为：“可通珠江番禺城的北盘江就是牂牁江的唯一依据。”由此可见，郑、莫二氏不顾《史记》中的史料解释：“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文献内涵，抛开夜郎国国家版图，东南武陵山脉、苗嶺山系，西北大娄山脉、乌蒙山系，这几大山脉间临夹着一条两千余里牂牁江（即乌江）主干水道的原始文献，却将大夜郎国的西部一条六百里不通船的偏道——北盘江，用以取代“夜郎最大”大夜郎国国家腹线中的牂牁江。这就是郑、莫二位先学第二个误区全部形成的原因。
八：郑、莫先学研究夜郎国史的第三个误区
公元1841年，在郑珍、莫友芝以“夜郎在安顺”第一误区立论下；继之又以“北盘江为牂牁江”第二误区定论时；在这两个误区基础上；“以安顺为中心的小夜郎国”第三个误区又顺利成章了。近百余年来，研究贵州古代夜郎文化的学人们，几乎都以郑、莫上述第三个误区去解读、去套用，去立论“小夜郎国”国家疆域及其国家中心的所在地。这样的结果，常常产生前后相抵，出尔反尔，自圆其说。以一种失去历史链的手段去求证历史，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莫衷一是。始终找不到二千多年前《史记》、《汉书》所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夜郎都邑在什么地方？更找不着数万夜郎兵被灭的地方在何处？造成找不着历史上夜郎国蛛丝马迹的原因，其最起码原因是没有把古代比今天贵州还大的大夜郎国，放置在大夜郎国国道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上去作认真地考究。将没有江河的安顺，将根本不靠史谱，不“足以行船”的安顺定为夜郎国国都，这就难以寻觅到真正夜郎国国家中心的踪影在哪里？以及难以发现数万夜郎兵，被牂牁太守陈立麾下的汉军所击败的地方究竟在何处？这一切有关夜郎国的历史史问，都因为对一条
古名牂牁江的误释，而带来了诸多的历史疑问。
我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贵州几本《夜郎考》一些学人们的论文，在谈及夜郎国国都时，几乎都是以郑、莫先学锁定的误区，去阐述夜郎的国都、国境以及国江等有关夜郎领域的历史文化。就连《贵州史专题考》这样有名的大家之作，也不得不按照郑、莫的说法去加以修正。其书109页说：“夜郎邑的今地，仍按莫与俦（莫友芝父）、郑珍的基本考证而去其疏阔，订在今安顺市及其东南一带。”（这段文字可看出王老的质疑与无奈)即将今天安顺市全境以及南面兴义地区。皆按莫、郑的误考、误定的地理方位，误定为是“小夜郎国”国家版图的第三个误区形成。这个仅以安顺地区和兴义地区构成的“小夜郎国”国境，与《后汉书》东、南、西、北西方诸侯国托起的牂牁江（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是纯粹不靠史谱的，是与《史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疆域相悖的。
九：从文献中求证“夜郎在铜仁西北”的何处。
请看，以郑、莫二位先学，将今天安顺、兴义地区误裁为“小夜郎国”后，这个“小夜郎国”国家疆域，能与《后汉书》史述：“夜郎国，东接交趾（实为南接今广西越南之交），西有滇国（今云南），北有邛都国（今川西南）”，以及“巴、黔中之西”拱起的、比今天贵州版图还大的乌江流域大夜郎国能相比拟吗？《后汉书》中的夜郎国，早已是用文献板钉了的疆域国界呈现于世。并非是莫与俦、郑珍、莫友芝等所考订只以安顺为中心的一个小小的夜郎国。至此，以今人郑、莫二氏考订“安顺即夜郎”所谓夜郎的“超级小国”，显然不属于《史记》、《后汉书》史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疆域版图。那么，史书中史载四面都有其他国家拱卫着的牂牁江（即乌江）大夜郎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按照郑、莫合编《遵志》上述解读：“遵义在夜郎东北，即夜郎在遵义西南”的安顺，显然是配不上《史记》中所称：“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历史答案的。那么，我们还得重新寻找史料，重新在史书中去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在何处的历史答案。然而在有关夜郎历史文化仅有的几本史书中，能说出夜郎国国都在何方的，除郑珍、莫友芝在《遵义府志》中“定夜郎为安顺之说”不能成立外。为此，我们只得以比《遵志》还早的《铜仁府志》史云：“公元前279年，蹻略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的史料，去寻找“夜郎在铜仁西北”面的何方？
按照《铜仁府志》给我们留下“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的文史资料，已经告诉我们“夜郎即在铜仁西北”方向。按此方向寻找，在铜仁西北方位的有：江口（今地）、石阡（今地）、思南（今地）、思邛（今印江）、思渠（今沿河）、大堡（今德江）、龙泉（今凤冈）、湄潭（今地）、播州（今遵义）、桐梓（今地）等地，都在铜仁西北方位，它们都可作为研究夜郎国都的对象。甚至有史载：秦王（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在石阡还设过夜郎县。此后，在南北朝以后，隋、唐至宋分别在桐梓、晃县、松坎等设置夜郎县。但它们都不是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和“夜郎县”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概念的行政区划。
要考证夜郎国国都在哪里？必须从公元前279年第一次呈现庄蹻克夜郎，“铜仁在夜郎东南”的史料考查起，然后依次往后推考公元前220年，秦通五尺道置夜郎吏；公元前135年，唐蒙问蜀商，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公元前130年，唐蒙请通夜郎道，上许之出使夜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夜郎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并在夜郎重置牂牁等五郡；到公元前27年夜郎酋首王兴被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迄止唐《元和郡县志》云：公元前26年，牂牁太守陈立，以阻兵保据思邛水（今印江），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此。其间在历经二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就只有上述几条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资料。在这几条史料中，仅有《铜仁府志》史料中史述到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伐夜郎时，记下了：“铜仁在夜郎东南”即“夜郎在铜仁西北”大方向的历史信息。这个历史信息产生于公元前279年发生在铜仁的史事。该信息给后世学者考证夜郎在铜仁西北方位产生了一线希望。作为一个历经或实际上已经超过二百五十年的夜郎国，虽然留下的文献史料少得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然而令人毫无质疑的是，夜郎国的国家政权是存在的。正因为它的存在，才有它被灭亡的具体历史时间为：“公元前27年，汉成帝于河平二年令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唐《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史云：“公元前26年，牂牁太守破夜郎王兵数万于思邛”的历史文载，是见诸于中国国家史书上的。为此，这为觅寻夜郎国国家军队被取缔、最后被破败，以及夜郎国被消灭的历史信息，总会呈现出燕过有影的历史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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