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礼

     九斤，是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呱呱坠地的。因生下来个大体重而得此名。

　　九斤是个苦命人。他刚满月，母亲就得月子病离开了人世。从此，老实巴交的父亲整日抱着嗷嗷待哺的九斤，走东家，串西家，求人给九斤喂奶吃。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九斤拉巴到七八岁。九斤刚读完小学一年级，父亲也因肝病撒手西去，家里只剩下九斤孤单单的一个人。从此，九斤辍了学，成了吃百家饭的流浪儿。整天热一顿，冷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换了单衣没棉衣，一年到头没穿过一双囫囵鞋。村里人看他可怜，就把他作为“五保户”照顾。等到十四五岁时，九斤已长成近一米七的大个了，生产队就让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九斤很勤快，常帮助饲养员打水，喂牲口，帮村里人晒粮食，打米打面。村里谁家有难事，他都乐意去帮忙，跑前跑后，全村人都把他当作自家人。

　　九斤十八岁那一年，一颗福星降到了他的头上，生产队推荐他去供销社当了营业员。对于九斤这个一个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来说，算是一步登天了。不仅跳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坑”，而且自己不用再一天张罗三顿饭了，吃上了职工食堂。可是，九斤只读了一年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算账更是糊涂一盆，竟能算出三六一毛七，被人传为笑话。公社领导看他不适合当营业员，就调配他去了公社加工厂。因为他没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厂长见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壮得像头牛，就让他去了铁匠炉，抡起大锤，干个出力气的活儿。起初，他大锤也抡不到点儿上，不是砸偏了，就是劲用小了，三天两头挨师傅的训斥。九斤从不犟嘴，只是用心地学。后来，厂里派他去洛阳进修一年，他抓住这个机会，一边学电焊技术，一边学文化，一年下来，他感到自己充实了很多，好像又长高了一截。回到厂里，成了电焊车间的一名骨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得九斤心花怒放。那一年，他双喜临门，一是厂里实行承包责任制，他包了电焊车间，成了车间的小头目；二是把媳妇娶到了家，使他尝到了有个温馨家庭的甜美滋味……

　　九斤不仅技术精，活干得也扎实牢靠，而且为人实在，服务热心，生意越做越红火，没两年，他不再满足于干些点点焊焊、修修补补的小杂活。跑到城里租了两间门面房，既干零修杂活，又加工防盗门窗，生意的“雪球”越滚越大。前几年，他通过市场考察，与科研部门联合，开发生产新型防盗门，销往十几个省、市。如今，九斤成了腰缠万贯的知名企业家。

　　阳春三月，在一家酒店里，我见到九斤，他西装革履，雪白的衬衣上挂着枣红色带花的领带，别看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可显得十分精神。他告诉我，晚上坐火车去上海，准备再引进一个项目。我发自内心的佩服，夸奖九斤：“你干得真不错！”九斤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是托共产党的福，托改革开放的福，不然，像我这一号的，哪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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