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礼

    放射着光亮，但显得苍白无力、少有温度的太阳，已经斜挂在西方天际，并正在缓缓往下坠落。不多时，落在了那片林子的树梢上。已被秋风脱去叶子的枝丫，参差不齐地使劲托着那轮下落的日头。太阳急得憋红了脸，连周边的云朵也被染得通红。慢慢的，树枝有些力不从心，实在托不住了，让太阳滑落了下去，跌进了西边的地平线。

    我站在离家三百多里旷野间的一条小道上。这里是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往东走数步之遥，就进入安徽省界。我们正在这里修乡间水泥道路，工程项目部就设在乡政府所在地陈官庄。当年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指挥所也设在这里。从此往西两华里那个村子就是活捉杜聿明的地方。

    从东北方向，一群山羊像一片白色的云，正慢慢向我所站的地方“飘”来。越来越近，直到从我眼前“飘”过。我粗略数了数，这群羊约有二十多只。牧羊人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汉。他头戴浅蓝色绒线帽，上身穿着褪了色的灰褂子，下身是件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着的是已显破旧的“解放”鞋。灰白色的胡须茬，贴在爬满皱纹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镶在浓眉下的深窝里。看上去，身板很硬朗。他跟在羊群后面，一边不时地摇晃着手中的鞭子，驱赶着羊群往前走；一边低一声高一声地哼着豫东小调，显得心情舒畅，悠闲自在。

    顺着那条小道往南行，没多远，朝西拐了一个弯，羊群和牧羊人走进了一个村子。从我目中消失了。

    我向工程项目部走去。刚才与那群羊和牧羊人相遇的情景还活跃在我脑海里。几分稀奇、兴奋敲击着我那根通向往事储存库的神经，让我无法控制住唤起往日的记忆。

    在我们老家，已经多少年见不到成群的羊了。有的人家怕被盗，就不再养羊了；有的人家即使喂养，也就是一两只，多者不过三五只，根本看不到羊群。今天在他乡见到了羊群，几分新鲜激发的情趣，联想起过去的一些“羊”事。

    小时候，老家不少人家都喂养着绵羊、山羊，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有的成群喂养，羊群里喂有两三只长得标致、体格健壮的公羊，一是领着羊群，二是搞配种，招揽生意。这些养羊者便成了专业养羊户。专业户除喂自家的羊外，还收养别人家的，按时间长短收取适当的费用。有的人家羊养得多了，忙不过来，或草料不足；有的是喂养的母羊到了发情期，需要配种，就送到有人喂养的羊群里。专业养羊者，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时间，用不同颜色在羊身上涂上不同的记号。常常把羊群赶到长满野蒿杂草的荒地里或河滩上放养，那些活泼的羊儿，有的自由自在地啃草，有的相互追逐，有的欢蹦跳跃。牧羊人除了看守着不让羊儿跑丢，还要注意观察着公羊与发情母羊的交配，掌握交配的时间，好让羊的主人推算生育期。每逢雨雪天，无法到野外放养，几十只羊挤在羊圈里，浑身弄得脏兮兮的，白色变成了灰土色，不时有羊发出咩咩的叫声，这或许是痛苦的呻吟，或许是愤怒的抗议，或许是对恶劣天气的祈祷。这羊圈里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羊是这样，那要是人住进羊圈呢？

    1966年秋天，我在老家一所中学里读书。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们的学校也和全国各地其他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批判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把学校的领导打成了走资派，给家庭出身不好或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犯过错误的老师，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对他们大会进行批判，小会进行斗争，让其写检查，住“牛棚”，进行劳动改造，限制人身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李恒，被红卫兵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家庭出身地主、教俄语课的袁干民老师，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强迫他们从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室里搬出来，住进两间羊圈里。学校搞勤工俭学，喂养了十几只羊。过去存放杂物的两间低矮潮湿的草房，成了学校养羊的地方。红卫兵让李恒校长、袁干民老师搬进去，和羊住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当时所说的“牛棚”吧。他们俩分别在羊圈的前墙和后墙铺一张床，床头放一张桌子，是供他们写检查用的。两张床中间的空地方，是羊吃草、活动的场地。十分拥挤。有时候，羊儿爬到他们的床上，撒欢蹦跳。在床上拉屎撒尿也是常有的事。他们不仅挨批斗，写检查，还要喂羊，打扫羊圈，清理粪尿。屋里臊臭难闻，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李恒校长、袁干民老师无奈的在这里和羊儿朝夕相伴，苦苦的煎熬着......记得那年的春节，还有人专门用白纸给他们写了春联。春联的内容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两扇门上，一边写的是“李”字，一边贴的是“袁”字。后来，我离开了学校，他们何时从羊圈里搬出来的，羊是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几年前，听说早已退休多年的李恒校长有病住院了，我们在市里工作的七八位当年四中的同学，一起去县城看望老校长。李恒校长已出院在家疗养。我们又从医院赶往他的家中。他身子有点虚弱，面目憔悴，但见到我们几个，非常得高兴。从他那湿润的眼眶里，流露出几分激动，几分兴奋。我们与他共进午餐，边吃边谈。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学校里的一些事。当提及他和袁干民老师住羊圈的事儿，他表情显得有些伤感。但他并没有责备、怨恨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他说，那是当时的形势，是大气候造成的。有些人发了高烧，跳得高点儿，说了些过头话，做了些过火的事，特别是对他人身心健康进行摧残，人格尊严进行侮辱的，就让这些人自我总结，自我反思去吧。

    当我们从李恒校长家出来返回时，已是斜阳西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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