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成(1503—1557)，字叔禾，原为钱塘(今杭州)人，因与诗人蒋灼交厚，移家居余杭方山。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礼部主事等职。曾因违忤帝意遭贬谪。以后又擢为贵州佥事。再调任广西右参军，分守右江。其时，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弑主自立，汝成与副使翁万达秘密起兵，将两人诛灭。又，努滩侯公丁作乱，断藤峡群起响应。汝成偕万达设计诱擒公丁，进而发兵断藤峡，大获全胜。因此有银币之赐，升福建提学副使。后罢官归里，盘桓湖山之间，遍览浙西名胜。

　　汝成博学工文，著述良多。所著《炎徼纪闻》、《龙凭记略》，详细记叙西南边境各兄弟民族的生活习俗。并著有《辽记》、《田叔禾集》、《武夷游咏》。罢官后，浪迹西湖，穷览湖山，又谙晓先朝遗事。在此基础上，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西湖游览志馀》26卷。前者记西湖湖山胜迹，后者记南宋遗闻轶事。还选录了历代诗人歌咏西湖的名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有关于宋元者为多。……因名胜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核，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参考文献。”

　　田汝成不愧是钱塘的“人精”，一语道出杭州人文绉绉的酸气。不过说来道去，这总是方言的文化底蕴。早五六十年，杭州城里专门有收“靸”东西的旧货佬，挎一只六十厘米大的竹篮，走街穿巷，有气无力：“收旧货咯。”你看他走的路，绝不会是劳工弄、新民村之类的苦人儿的群居地。多半是百井坊巷、珠宝巷、马市街一类有根基的街巷。

　　“咯吱”一声，传出一个声音，“旧货老板！”叫的人半掩着门，躲遮斜视，因为家道中落，往往底气不足。这时候如果拿出几件七成新的衣衫，旧货佬一副不屑，手指一沾：“尬靸的。”随后的价格，卖者几乎没有说话的余地。要是碗碟酒器，烛台香炉，你看旧货佬那双沾着眼屎的眼睛，幽光顿起。

　　旧货佬到了河坊街的仙花居茶馆，当街一坐，收来的衣衫搭在大竹篮的梁上，酒器烛台摊在地上，泡一壶炒青，笃悠悠。若有人踯躅不前，冲着衣衫，旧货佬会说：“东西不靸的，价格好还的。”要是蹲下来把玩酒器烛台，旧货佬是绝对不会和你说一个“靸”字。

　　这一个“靸”，也用来说人。某人借钱不还，数目不大，总是一副放在脑后的样子。背后就有朋友说了：某人的脾气蛮靸的。这种说法，指的只是行为。若是指称一个人的穷困潦倒，不能叫“靸”。这也是杭州人的精神品位高人一筹，有一点人文主义。

　　某人如果“靸”到了众口一致，大致跑不出三点：一是大大咧咧，二是稀调钵头，三是见了漂亮的女人像公鸡一样挪不开步子。跑出这三点，杭州话叫“刻极”。

    地处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进行统治。土司制度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明人论述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著作中，叙事系统周详、成书年代较早，而又流传至今的，当推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徼”音“叫”，边界之意；炎徼指气候炎热的西南边地）。田汝成在明嘉靖年间到贵州、广西任官，《炎徼纪闻》关于西南土司的记述有的是据其亲身经历，有些是查阅当地资料、搜集记录当事人叙述而成。该书对广西土司情况的记载尤为翔实。

　　田汝成，字叔禾，别号豫阳，约生于弘治（1488～1505年）末钱塘（今杭州市）一个书香之家，自幼继承家学，聪颖敏达，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诗词也作得很出色，他的诗词多被收入《皇明词林》、《历朝诗集》、《明诗综》里面。《钱塘县志》在为他作的传中赞誉道：“杭士自弘（治）正（德）以来，扬声艺苑者，汝成为最”。

　　田汝成文章过人，科考也顺利，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被任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改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田汝成在仪制司任职期间，开始制定皇帝南郊祭祀籍田亲蚕、西苑省耕田采桑诸大礼的程式，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嘉靖十年（1531年），为求太子，嘉靖皇帝行放生之仁，释放在上林苑囚禁的动物。田汝成因此上言请求宽宥并释放在囚犯人，不料却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切责并停俸两月，调任祠祭郎中。嘉靖十三年，被放到广东任提学佥事。嘉靖十四年，贬为安徽滁州知州。次年，提拔为贵州按察司佥事，按察思南、石阡等府。嘉靖十七年（1538年），他从京师述职回乡后，不久就接到升迁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分守左江的调令。田汝成回乡休假未满期，就奉命乘船南下广西履职。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代封建王朝曾采用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些特殊统治手段。元朝在原羁縻州县范围的基础上，设立行省、路、府、州，分设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安抚司、长官司等，仍以少数民族首领司职，是为“土司”。另有汉人官员辅佐，这些汉人官员称“流官”。土司准予世袭，但必须朝贡和缴纳赋税，土司制度自此始。

　　明初，“踵元故事”，推行土司制度，凡各族来归者，即因原官授之，分别给他们主管郡、州、县，规定赋税数额，准予世袭，但普遍设置流官吏目及典史，对土司进行监督。明王朝对土司的任用、升迁、惩处、贡赋、教化、土兵的调遣作了一系列规定。

　　到了嘉靖年间，经过近二百年的经营，明王朝已建立起一套严格控制土司的制度。然而，这种控制，并不能消除土司与明王朝之间的矛盾，土司对抗朝廷，互相攻杀，扰乱地方的事常常发生。这不但影响了明王朝在广西地区统治的稳定，也影响到赋税征收，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将一些不驯服的土司黜革，改为流官统治。同时，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世袭地位，顽固地保留落后习俗，越来越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

　　然而，另一方面，弘治、正德以来，明王朝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官吏及土司的双重剥削压迫，迫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广西大藤峡地区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久远。镇压人民起义、防守边地，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明初思恩、田州土司岑氏之乱，连续多年未能平定。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广西，才以招抚形式把事件平息下来，并依靠招抚的土司兵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所以，明王朝在加强对土司控制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手段，将许多已改流的府、州，重新恢复土司统治。但是不管改流还是改土，仍然不能使社会矛盾缓和，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汝成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广西。当时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土官赵楷、凭祥土官李寰与族人争袭官位，先后擅杀朝廷所封土司自立，左江地区骚动。同时安南（越南旧称）的莫登庸篡位后，窥视中国领土，暗地派人与赵楷、李寰勾通。形势非常严峻。处理龙州土官变乱问题，稍不得法，将酿成边关大战。田汝成与广西按察司副使翁万达均认为赵楷、李寰弑主自立，只是想要朝廷封他们为土司，原无反叛之意，故未公开与莫氏勾结。倘若朝廷兴兵征讨，必使赵、李二人公开倒向莫登庸；如果就此承认他们袭位的合法化，又会助长土官家族内部争袭官位、互相残杀之风。田汝成、翁万达即设计稳住赵楷、李寰，然后伺机擒杀他们，龙凭之乱遂定。此举既安定了龙、凭二州，避免了一场干戈，又阻止了莫登庸势力的渗透，朝廷亦免兴师之劳。田汝成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当时，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曾称赞他“知谋善虑，宣博有本”，是个“文而知权者也”。

　　田汝成接着又跟随翁万达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他建议翁万达软硬兼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招抚土官，让他们为明王朝卖命；用土官队伍镇压起义。他还提出了平定起义后的治理方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离开了广西。嘉靖二十年，他告病回乡，此后不再复出任官。

　　田汝成做官的日子并不很长，十五年间只做过两任京官，自忤旨被谪后，一直不再为朝廷重用，屡次被发放到边远的贵州、广西地区任职。他到过南海、夜郎、桂林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访古抚今，找寻山川之源，探访形胜之周防，分析边关情势的真伪，判断军务的轻重缓急。尽管田汝成厌倦边疆生活，然而他对朝廷始终怀着耿耿忠心。因此，在贵州、广西为官期间，田汝成细察民情，留意吏事，悉心研究治理方略，积极地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服务。

　　由于有亲身经历，田汝成逐渐形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的看法。但因其官位不高，既不能直接上书皇帝，也不能将见解付诸实施，遂转而从事著述，以备有关官员“鉴昔慎今”，作从政参考。早在赴广西途中，他就立下了“追陈踪于畴曩，永唏叹於來茲”，“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游之可述”的心愿。此后，他将自己在广西、贵州所经历之事，“载笔途次，条刺日程”，并写下评论。当他回归故里时，浙江布政使陈希斋发现了这些手稿，赞其言事详核，有益于吏治，便鼓励田汝成整理付梓。田氏遂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将这些手稿冠以《炎徼纪闻》之名，锓行流布。

　　田汝成一生虽无重大政治建树，但他的诗文使他在文坛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他的著述，时称博洽，据清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记载，共有一百六十多卷。著名的有《西湖游览志》、《炎徼纪闻》、《武夷游咏》等。

　　田汝成不仅在文学上有较深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颇有见地。他十分推崇司马迁，称赞司马迁能“远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从而写成不朽之作《史记》。感到自己才能虽不如司马迁，但任官十余年，“内陟两京，外历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岭海之交”，“虽踪迹未遍于埏垓，而耳目已超于圭筚”，也是可将耳闻目睹之事记录下来，为后人提供借鉴的。因而“公余必展书史，非但多闻喜道时事。辑诸掌故，耳目所及，欣然揽笔为之注记”。他罢官故里，则盘桓湖山，“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垓”。“虽体式不袭于前贤，而话言必核而真见”。他把自己的政治见解与对史事的生动记述揉为一体，写下了许多著述，使人读了他的著作，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名胜风景，而且能了解掌故的由来及“治国安民”之策。《炎徼纪闻》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田艺蘅字子艺，生在钱塘万岁里，其父田汝成(1503—1557年)，字叔禾，钱塘人。明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主事、礼部祠祭郎中、广东佥事、滁州知州、贵州佥事、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卸官后归寓杭州，游览湖山胜迹，遍访浙西名胜。田汝成谙晓先朝遗事，亲历边地，著有《炎徼纪闻》、《辽记》、《九边志》等。《西湖游览志》记西湖湖山之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赅，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西湖游览志余》所载大都是南宋临安掌故轶闻，后来多半被小说家所取材。田汝成诗作沉郁豪纵，时有俊语。时人评二田： “钱塘文章宗田氏，至子艺益著。”

　　十岁时跟随父亲游姑苏、滁州、金陵等地，好吟咏。一日，过采石，即景赋诗：

　　白玉楼成招太白，青山相对忆青莲。寥寥采石江头月，曾照仙人宫锦船。

　　十五六岁的时候“南游楚，逾五岭，骖鸾八桂。”成年后又自吴越北入齐鲁、燕赵，足迹所致大半个中国。

　　田艺蘅自幼好博览，凡天官、舆图、兵法、医卜、外典无不涉猎。七次参加举子试，不中。每日放浪西湖，日逐声乐、妇女、狗马、剑鞠、掷搏之事。当时人说他“几死于醉”、“几死于色”、“几死于水”，甚至“殒于骑”、“危于讼”、“险于盗”、“伤于烧丹”，偶尔还被黑社会头目追杀，“终不能死……行径大自奇僻。”

　　每当倭寇骚扰我和平居民时候，田艺蘅总是自发组织起义民“保障社里。”议论时事慷慨激昂，其言说为别人不敢言说。

　　虽然田艺蘅最终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一说以贡教授应天），后来以年龄太大的原因辞职而归于家中。本来高旷磊落的他，至老愈豪，朱衣白发，挟两绛衣女奴，坐西湖花柳下，观者如堵，但田艺蘅视而不见，一副傲然出世的样子。客至，即具座酬唱、斗酒挥毫诗文。

　　田艺蘅以博雅闻尤好嗜奇，著述宏富，世人常拿他与名士杨慎比。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留青日札》。时人评价《留青日札》“所载博物通雅，抚时悼俗。或徵、或谑、或经、或怪、或质已闻、或标独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田艺蘅在《留青日札》是这样剖析自己的：

　　“以尔为人，则无所事。以尔为官，文非所志。时与命违，神将名忌。直而好言，和尔弗媚。戆嫩本呆，醒狂若醉……心以澹存，貌因幻奇。”
　　
　　田艺蘅其他著作：诗文《田子艺集》二十一卷，杂著《煮泉小品》、《玉笑零拾》《大明同文集》、《诗女史》均《四库总目》有记载而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