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端 建钧 董国光

　　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发现了刻有多幅辛亥名人的对联楹柱，这个发现引起了全媒体极大的关注。

　　这个破旧的仓库曾经是上虞田家祠堂的一个大殿。它仅仅是整座祠堂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祠堂当年究竟有怎么样的规模呢？

　　历史比著名旅游景点“凤凰田家祠堂”还长

　　杭州一位田姓园林专家，1998年曾寻根到过上虞的田家祠堂。他说，他曾经考察过张家界的“凤凰田家祠堂”，但看到上虞田家祠堂时，他还是被深深地震惊了！1998年的上虞田家祠堂，虽然已经被拆掉了大部分，但依然能够看得出，要比湘西的“田家祠堂”精致得多！

　　凤凰田家祠堂位于沱江北岸的老营哨街，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民国初最后修建完工，目前保存完好，是张家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上虞田家祠堂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分别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同治九年(1871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进行过大规模修缮。上虞田家祠堂和凤凰田家祠堂的家传文化完全同出一宗，但前者的历史要比后者整整早84年！如果不是文革和近年的破坏，上虞田家祠堂的文物和旅游价值决不会亚于湘西的田家祠堂。

　　戏台远比余姚“关帝庙”精美

　　上虞田家祠堂本来计划于1912年开工修缮，因将修建经费支援了辛亥革命而推迟了两年进行。1915年改建好的祠堂是集学校和祠堂功能于一体的“近代化新式祠堂”。祠堂的主要部分是一座当时颇具规模的慈善学校“紫荆小学”。

　　记者分别访问了住在杭州的84岁的田宜男女士和75岁的田永镐先生，他们在60多年前曾经在紫荆小学任过教和读过书。记者也访问了目前住村里的90多岁的村民。据他们描述，田家祠堂内曾有一个大型的帽形戏台，外观类似现余姚的重点文物“关帝庙”里的戏台。但老人们都异口同声说，“这个戏台真是少有的精美”，其“圆形穹顶，雕刻十分讲究”，“不知道要比关帝庙的戏台好多少倍！”可惜，这个戏台近年被拆除了，如今已不复存在。

    集学校和祠堂于一体的近代化新式祠堂

　　戏台的后面紧连一个二层楼建筑，上面是教师宿舍，下面是办公室。戏台的对面即是目前留存的“紫荆堂”大殿，中间隔了一个天井，天井的东西两侧都是二层楼的学校教室，有回廊连通南侧的教师宿舍。演戏的时候，二楼兼作女客、儿童看戏的包厢。紫荆堂内有48根二层楼高、粗如华表的巨大石柱，皆为整石凿成。除去东西两排12根柱子作为支撑外，中间36根石柱为石刻或半圆木壳雕字的对联楹柱，其中15幅是14位辛亥名人所留，另外3幅则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和同治九年(1871年)的古联。

　　现在进门的第一幅石刻对联“虞邑肃蒸尝，优见忾闻，如在左右；雁门传世泽，嘉言懿行，相映后先。”为少见的“阳刻”。所谓“阳刻”，即把字旁边部分镂掉，将字凸出。这幅对联还有凸出的缠枝花纹作装饰边框，犹如一枚巨大的图章，气势逼人。“阳刻”工艺要比“阴刻”(字凹进)复杂得多，在如此高大的石柱上雕刻更是非常珍稀。所幸，这对石柱目前保存尚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上虞田家祠堂对联.jpg

　　“紫荆堂”是开放的大殿，朝南无墙(现在的墙和天花板都是仓库主人后来加上的，8根石柱尚被埋在墙里)。48根柱子分6列8排整齐排列。在最后两排柱子之间，曾有一个横贯东西的阶梯式供台，称做“万年台”，供放历代祖宗牌位。“万年台”平时用板壁挡住，只在祭祖时开放。其余部分就用作了学校的礼堂。后来学生增多，教室不够，紫荆堂东西两侧也隔成了教室。紫荆堂后面还有中后院，庭事殿、仓库、食堂等建筑。东侧有慈善机构凤荫山庄，西侧围墙外还有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体操场。

　　按照家谱所留的田家祠堂平面图估算，不计那个体操场和周围场地，围墙内的占地面积约为4200平方米。田家祠堂的大门朝南，门楣高大，门板相当厚实，雕有门神。门外是甬道和花园，然后才是围墙。围墙是实体墙，上面有用瓦片组成花样的镂空装饰，十分漂亮。围墙除了南面有正门外，东西也有门，为了方便老百姓进出，从来都不关门。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有如此规模的学校，这座在清末民初首创的、具有开化民风、开启民智之革命意义的新式祠堂，竟在本世纪被拆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大殿，独品沧桑和无奈！

　　田家祠堂的大石柱如何运来？

　　整个祠堂当年至少有108根石柱，石柱高6.5米，圆周1.2米，可以想象有多么气派！用石柱取代被虫蛀坏的木柱，是这个家族郑重的决议。这支田氏家族起始于明朝一位从山东青州派到会稽的教育官员，是所谓教育世家。在他们看来，教育是千秋大业，无论多大的代价，用作学校的祠堂绝不可以是个“豆腐渣工程”。

　　那些巨大的石柱是如何运到这个偏僻的小乡村的呢?原来，造祠堂时，在祠堂南边离围墙4米外开了一条河，石柱就是通过水路运来的。石柱被捆绑在大的木料下面，悬浮于水，像船一样撑过来。

　　田时霖的一位长辈叫田征祥(也叫田其年，字冬芳，1837-1911)正是清廷负责宫殿建设的二品官。咸丰年间，他被派去管过北京的圆明园，亲眼目睹了圆明园被列强焚于一旦。他老了以后回忆起这事还痛心有余，曾自戏“白头工部在，闲坐说咸丰”，表达了空守废墟的寂寞和悲凉。他曾以猜谜打发时间，著有《寄傲山房谜稿》等，被尊为谜中泰斗。康有为的弟子、民国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著名京剧剧作家罗瘿公在《鞠部丛谈》中记载的《尧民歌》中“当年绮席倾商羽，苦忆煞白头工部。”说的就是他。

　　田时霖在祠堂建造以前，曾多次赴京和这位“白头工部”商议。石料的来源、运输、雕刻得到了这位建宫大师的指导。可惜，祠堂还来不及动工，这位大师却不幸去世了。

　　田家祠堂的图纸是谁画的？

　　田氏族谱里发现有数张图纸，除了几张手绘祖墓地图为田时霖祖父所留外，一张祠堂平面图和一张“古虞永丰乡田邫地图”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张图绘制精确，比例、尺度、方向和图标完全采用现代绘图技术，显示绘图者接受过西方良好的工程作图训练。

　　然而，在落后闭塞的清末民初，能够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是不多的。这个作图者会是谁呢？

　　图纸上的落款是“广铨放绘”。有人说，这个广铨是不是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铨？他们的根据是田氏有几位族人和曾广铨相识，而曾广铨家又有人在英国学过工程。

　　曾广铨(1871-1940)，字敬贻，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儿子，过继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嗣。曾纪泽是中国著名外交家，清朝驻英法俄大使。曾广铨早年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自己也曾任驻英使署参赞。他精通外语，熟悉西方文化，还是活跃报人，精通印刷刻书。祠堂对联作者之一田文烈和曾广铨都曾出使过韩国，且都为李鸿章办过事，彼此认识。曾广铨在出使韩国期间，提出“兴学”、“保商”，以俭养廉，发扬祖国的民族精神，曾影响一时。他的主张和田氏祠堂对联作者们同出一辙。辛亥革命时，曾广诠解甲归田。他的儿子曾约农是英国伦敦大学工程科学士，熟悉工程制图。

　　这种猜测是否属实留待史家考证。但是，即使不是从“白头工部”到“留英使者”，光是从“手绘草图”到“西式比例制图”，就显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田家祠堂的设计跨越了一个时代，它犹如一枚小小的印章，在沉沉中国大地，在茫茫江南一角，清晰地盖下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痕迹。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田氏宗祠图.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古虞永丰乡田邫地图.jpg

    田家村是清末民初的历史缩影

　　田家祠堂从第一次议建到最后完成，跨越了辛亥革命。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在“东行西渐”的潮流冲击下，中国人的观念和文化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承前启后”、“中西结合”的建筑恰恰纪录了那个时期鲜明的历史特点。比如，将传统祠堂和现代学校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既保持了中国人的孝道礼仪传统，又破除封建迷信引进了西方文明的创举。所以，这枚印章所折射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

　　田家村还有不少清末民初的老房子反映了这种特点。比如现在还存在的宝泽女校(凤荫小学)的遗址，当年即有雕梁画栋的中国特色，也曾经有西洋式的大阳台。窗子不是那时代农村常有的纸糊窗棂，而是用上了国外教堂用的彩色玻璃。更稀罕的是，在只有烛灯、井水的年代，竟用发电机、水泵这样的现代化设备自己装上了电灯和自来水(当年为取水挖的深井现在还在，是一口天旱也不会枯干的奇井)。田祈原的故居也是这样，那个耗十万银圆建成的大宅(十万银圆相当于当时北京大学全年经费的九分之一)，前厅门窗式样为中式，花格子大门，后厅房屋的门窗却具西式传统，当年居然还有包括手压式水枪在内的全套颇具现代化的消防设备。据说这两处房屋在村里还不算是最豪华的。田家村当年的“豪宅”实在很多，无法一一例举。江南水乡，如昆山的周庄、上海青浦的朱家角、江苏的同里，很多所谓大宅远不如田家村的大宅。

　　田家村现在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普通村庄，但如果把镜头摇到百年前的清末民初，那绝对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村庄。原因在于，那个村庄当时出了不少有名的“江浙工商巨子”，他们在沪上经商，最早接触了西方观念和西方文化，又有浓郁的恋乡情结。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可以把大城市才有的生活设施，移植到最保守最封建的农村，他们同时又是一批最豪爽大方的慈善家，愿意拿出钱财造福乡梓。这些条件的结合，使得这个村庄独一无二地具有了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结合的独特风景。田家村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缩影。

　　穿过田家村，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清末民初的历史遗迹，而那些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遗迹，如果不赶快加以整体保护和利用的话，很快也会像田家祠堂那样，湮没在岁月和无知之中，留给后代缺失一段历史的遗憾。

        来源：http://synews.zjol.com.cn/synews/system/2011/06/06/0138313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