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起源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 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夏、商、周的时候，人 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 、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 

人名的起源
 
    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过着群居的原始生活。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自卫来保护自己，或者采集狩猎以维持生命。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还不需要姓名来区分彼此。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人际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为了把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亦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姓”；在一群人中间，为了把彼此区分开来，也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这种标志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名”。在社会交往中，无论哪一群人，在自己内部只用“名”便可以彼此区分，若与另一群人交往，仅仅称“名”便不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只有把自己所在人群的标志”姓”与自己的标志“名”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这种一群人的标志和个体标志的结合，便是人类最早的姓名。 

    关于人类名字的起源，从汉字“名”字本身也可以推知其最早的含义。这一汉字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对此，《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在早期的社会交往中，人们白天相见，可能通过形体、面貌、声音相互识别。一旦到了晚上，相互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报名字来区分你我了。可见，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它的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交往的所有场合都可以区别人的个体。
 
    在文字出现以后，原由口头表达的人名也进化到文字阶段。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原始社会的陶器中，上面都刻画有一两个符号，据专家考证，这些符号都与早期的人名有关。如果这种解释可信的话，那么，不同的人名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到了商周时期，我国的文字大量出现并趋向于定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人名。如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不仅有“名”这个汉字，而且还有示壬、中丁、外丙、小乙等人名。这些，都是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 

    总之，人名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时期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最早，它是人们随意用来区分彼此的符号，以后又演变成为固定身份的标志，在文字出现以后又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名字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名字也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历代人名特点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来， 人名从产生到发展，基本格局大体不变。具体到每个朝代，名字则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代。当时人崇拜太阳，通行的历法是干支记年，因此，当时的帝王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命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的帝王名字有太康、仲康、少康等人，据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考证，这些名字中的“康”字即“庚”字，是传说中的十个太阳（天干）之一。此外，夏代帝王的名字还有孔甲、胤甲、履癸等，名中的“甲”、“癸”也都是天干。至于商代帝王，取名时无不继承了夏代帝王的这一传统，无论是开国之君商汤（又名太乙）还是亡国之主帝辛（即殷纣王），包括其间的29位帝王，无不以天干命名。当时的贵族也效法帝王的这种做法，在名字中使用十个天干，如祖已、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无不如此。

    到了周代，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文化的发达，人名制度也日臻完善。这时和人名不再像夏商人名那样质朴，而是开始注重文采。这种重视的结果，在一方面是大量庄重、新颖名字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五则”、“六避”制原则的产生。根据这些原则，人一生下来必须根据信（身体上的某些标志）、义（婴儿表现的天赋）、相（相貌）、假（假借）、类（象似）命名。同时，还要避开国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名（畜牲）、祭器名，清规戒律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大量优美动听的名字仍然不断出现，如姬发（周武王）、孔丘（孔子）、庄周（庄子）、李耳（老子）、屈平（屈原）、宋玉等名字都极具特色。 

    周代的人名特点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及秦朝以后，直到汉代时才有所变更。当时，处在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因此在名字问题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有些人注重对国家的贡献，取名孔安国、赵充国、于定国等；有些人景慕古代英雄人物，取名陈汤、赵尧、张禹；有些人尚武，取名苏武、班彪、夏侯胜；有些人气概豪迈、取名孔奋、魏霸、法雄；有些人德操卓荦，取名曹操、董卓、庞德等等。这些，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两汉之际，当政的王莽推行一场双名单名运动，强行把那些双字名的人改为单字名。他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当时有匈奴单于前来进贡，也被他专门下诏改为单字名；另有他的长孙王会宗，在这次运动中随例改名王宗，后因企图谋反，不仅事泄自杀，而且名字也被恢复了双字名，以示惩罚。像这样对取名用字的一增一减，表现了强烈的褒贬意向，此后，人们开始有了“取双字名是低贱的”这一观念，很少再有人用双字名。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了近300年，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略有改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取名时除喜欢重复用字和在小名前加“阿”字外，还喜欢加上“之”字或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用“之”字取名的突出例子是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及其子孙。他的名字是羲之，7个儿子的名字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两位孙子的名字是桢之、靖之，两位曾孙的名字是翼之、悦之。如此祖孙4代相继，也不加以避讳，在中国姓名史上是十分特殊的现象。另外，南北朝人大多笃信佛教，为了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大多喜欢在名字中加上与信仰有关的字眼，如“僧”、“惠”、“昙”等表示信仰佛教，“道”、“玄”、“灵”等字表示信仰道教。诸如此类的名字有王僧达、陆惠晓、王昙首、萧道成、王玄谟、谢灵运等。据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有关文章统计，当时的人名仅带“僧”字的就有122人，带“昙”字的39人，可见当时用名字反映信仰的风尚之盛。 

    历史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人的名字又出现了喜欢在取字时只用一字、称呼上标榜排行、名字中喜用“彦”字等新特点。属于第一种情况的人名有房玄龄字乔、张巡字巡、徐坚字伦、谢逸字海等；属于第二种情况的人名，从当时人韩愈所写一首诗的题目中就可看出。这首诗题即《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其中的人名分别代表王涯、李建、李程等；第三种情况则主要集中在唐末五代。由于“彦”字指有才德的杰出人物，加上当时世风日下、朝中乏人、社会动荡，所以，许多人都 以“彦”字取名。其中的知名人士，有唐末宰相徐彦章、后梁都指挥使杨彦洪、南汉大将伍彦寿等。据统计，仅唐末至宋初几十年间，以“彦”命名的大小人物就有145人见于史册。甚至有些人想取带“彦”字的名字而找不到适合与这搭配的字，只好借用别人已经叫响的名字。如当时仅名“彦章”、“彦咸”、“彦卿”的人就各有7个，“彦超”有11个，“彦进”有4个，“彦温”、“彦韬”各有3个。整个官场政界，几乎成了“彦”名人的天下！ 

    入宋以后，双字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一些“思贤欲齐”和按家族字辈而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这些特点，历辽、金、元、明、清，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宋代以前，双字名的使用率还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甚至一些贵族为一国之尊的帝王也喜欢以单字取名。宋代以后，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百姓，大都采用双字命名。至明清时，双字名已占人名总数的60％－70％。另外，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一些饱读之士在为人取名时开始喜欢引经据典，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名字就出自《诗经》“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据宋人俞成《萤雪丛说》一书的记载，当时崇拜颜回的人取名“唏颜”或“望回”，敬慕韩愈的人取名“次韩”或“齐愈”。此后，这种风气便愈演愈烈。随着宗族观念的强化和谱学的兴盛，同姓共族的人采用字辈谱的方式命名，则是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取名的重要手段。 

    建国以来，我国人的取名也可以分出几个时期。如1949年出生的人取名“建国”，大跃进年月的人取名“跃进”，60年代初期的人取名“反帝”、“返修”，文革中间的人取名“卫彪”、“向东”，十一届亚运会期间的人取名“盼盼（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的名字）”。上述这些，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一见这些名字，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他们出生的年代。此外，如春生、鲁生等名，则是为了纪念出生的时间（春天）或地点（鲁，今山东简称），有着显而易见的纪念意义。 

    近现代人的取名特点，除具备一些传统的特色外，还重视姓名的时代性。此外，如在人名用字上喜欢单字名、重叠名；因受西方社会的影响而取西化的名字，以及因宗教势力的复苏而重新使用字辈名等等，也都是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总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由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背景不同，大都带有各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了解了这些不同的特点和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名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