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而淡泊的离休生活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７５岁了。现在他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求是》杂志曾经邀请他担任研究会的顾问，但他以上年岁为由婉辞了。“不过有些活动我一定参加。”他说，“比如纪念小平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和国庆５５周年庆典，还有就是去八宝山。有老同志走了，我一定要去送送。”
　　自从２００３年退下来以后，田纪云偶尔会出去和老朋友聚聚会、吃吃饭，最近的两次是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及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一起。 
　　这就是田纪云的退休生活，平和而淡泊，对“退下来”显得很坦然。他曾这样说：“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不拼搏不对，而到老了还占住位子妨碍年轻人进步就更不应该了。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不要走从学校大门出来进单位、从单位门出来进医院、出了医院的门就去八宝山的路。” 
　　早在１９９８年八届全国人大届满时，６８岁的田纪云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退下来或者到哪里挂个名，但是没能如愿。“现在好了，多么自由自在，和夫人一起上街买菜，当普通老百姓多好。”他说，“我一直想留点时间给自己，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另外还写点文章，有回忆纪念的，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有思考问题的，我现在两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
　　稿费除了逢年过节用来给工作人员发点奖金外，田纪云自己一分钱也不花，而是全部捐献给老家山东省肥城市做了教育基金。他的其他积蓄也大部分捐献给了夫人的老家山东省荷泽市用来建立希望小学。
　　田纪云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只读过抗日根据地的中学。他早先在部队里编小报，自己写自己印，又当记者又当油印员，后来在部队当会计，开始走上了经济工作之路。
 

坚持农村改革

　　１９８２年，田纪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以后协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分管农村和农业方面的工作。根据万里的指示，他带领有关部门的官员到山东、河南、四川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并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对他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分管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回顾农村改革历程》的文章送到一个权威的理论刊物，但对方说前半部分不能发表，只能发后半部分。他回答说：“那就全都不发表。” 
　　那篇文章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很高，可是中国开始学前苏联搞集体农庄，把农民的生产资料都共产了，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以及让农民“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大食堂是对农民的二次剥夺；前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而中国的办法是前苏联的办法加上自己的创造，对农民挖得更苦。 
　　文章的后半部分讲了四个问题：１、被邓小平誉为“农民的伟大创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产生和意义；２、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３、坚持并不断完善农村改革；４、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农村基本政策，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
　　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一家杂志上，邓小平后来在南巡讲话中也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中国才大有希望。” 

力求讲实话 

　　田纪云自称讲话不招人喜欢，但是讲实话。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负责接待工作。欧洲客人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他当时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我们的官员怕领导。”
　　直到今天，田纪云回忆起他的那番话“虽然不太得体，但却是实际情况。” 
　　田纪云的熟人和朋友很多，其中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家。但他说：“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经济关系，但是送酒喝的送水果吃的不乏其人，大家在一起吃饭，聊聊挺自在的。” 
　　田纪云喜欢收藏书画作品，比如舒同在１９８２年给他写的字，黄胄在１９８４年给他画的画。这种爱好他坚持了２０多年，但最近他把自己的藏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他希望美术馆把那些书画印成画集，然后由他亲自寄给每位书画家一本。。“捐出去办个画展让大家都能欣赏。”他说，“那些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不过，田纪云给自己留下了两幅字——那是已故的有“共和国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写给他的，一幅是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是“雏凤清于老凤声”。